曹操翻案。因为他已经不是那个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概括性的艺术典型了。”[12]袁世硕也认为替曹操翻案，“这就把作为历史人物的曹操的评价问题和作为艺术形象的曹操的评价问题，完全混为一谈了”，“对于三国时代的曹操，应该还他以完整的本来的面目。但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却有着另外的意义和价值。它是曹操那一类的人物——封建时代的统治者、政治家的品质和精神面貌的特定侧面的更概括、更集中、更本质、更典型的艺术反映”。因此，肯定历史人物曹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就不一定非打倒《三国演义》不可。[13]另外，苏兴也指出：“历史真实不等于史实，站在史学家立场指责艺术作品违反史实，这本身就不科学”，“《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是封建社会政治家的一种典型，典型化程度之所以高，是罗贯中艺术的笔锋创造的，一方面这曹操不是历史上的曹操，一方面正因为他不是历史上的曹操，才使得他成为封建社会政治家即剥削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奸雄）中具有最大代表性的艺术典型。”[14]
这场关于如何评价曹操的争鸣，不仅有助于全面、正确地认识、评价历史人物，而且也促使许多学者对《三国演义》的材料来源、曹操形象的塑造，以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引人思索的是，郭沫若一生写过多本历史剧，曾主张以“失事求是”为历史文学的创作原则，因此谁会真的相信他竟连历史与小说的区别都分不清呢？看来他当时为曹操翻案确有上述所言的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同时，恐怕也是基于现实的考虑，即《三国演义》在过去人民生活中的影响的确是太大了，而一般读者又多习惯于以读史的眼光来读《三国演义》，认为历史上的曹操就像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因此要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历史上的曹操，就必须向人们指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对历史上的曹操的歪曲，应该恢复历史上的曹操的本来面目。当然，“翻案”也与郭沫若所持的“艺术真实须得跟历史真实合拍的原则”有关。20年后，有人在对这场“翻案”进行总结时即指出其局限性：“其一，客观上没有划清史学与非史学的界限”，“其二，郭老等人给历史文学定下了一个艺术真实须得跟历史真实合拍的原则”，并以此来苛求《三国演义》，这给《三国演义》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消极的影响。[15]
“文化大革命”中，在极“左”思潮的煽惑下，《三国演义》和其他古典文学作品统统被当作封建主义的“四旧”打入冷宫。1974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大搞所谓“评法批儒”，《三国演义》又被指责为有明显的尊儒反法的思想而再遭厄运。报刊上发表的近30篇文章，几乎异口同声地诬指《三国演义》有一条儒法斗争的线索贯穿着，《三国演义》之所以丑化、攻击、诽谤曹操，而仅仅在于曹操是个法家，等等。这些文章肆意歪曲《三国演义》，把曹操形象研究纳入了“四人帮”儒法斗争的轨道，致使《三国演义》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曹操形象研究被引向了歧途。
三、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曹操形象研究
十年动乱过后，学术界为了清理“评法批儒”所造成的混乱，又重新探讨了对曹操形象的评价问题。一些论者继续就50年代后期为曹操“翻案”的问题展开了一些讨论；有的论者则发现了《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对曹操形象的处理是有所不同的，还有的论者则运用了新的理论视角对曹操形象加以诠释，都提出了不少富有启迪性的新见解。
（一）关于为曹操“翻案”的问题
程毅中指出，当年为曹操“翻案”，是因文史纠缠不清，《三国演义》不是史著，而是小说，故不应从历史角度否定它。《三国演义》中的贬曹倾向源头古老，揭露曹操的酷虐变诈，正是历代人民政治上反暴政、道德上反伪善的美学理想的体现，决不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16]黄钧也指出，当年一些史学家说《三国演义》“歪曲”历史，丑化曹操，这是为了模糊文学和史学界限，用历史评价来替代道德评价，用曹操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来掩盖他极端利己主义的本质。[17]在《真假曹操辨》一文中，他还将《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与郭沫若历史剧《蔡文姬》中的曹操相比较，认为从真实性和典型性两个方面来看，罗贯中塑造的曹操更符合历史真实，更能再现历史人物的阶级本质；而《蔡文姬》中的曹操则“超越历史的界限，竭力把曹操美化为古今少有的完人，甚至把他表现为种种美德的化身”，这既违背了历史人物的典型性格，也歪曲了特定时代的典型环境。因此，郭剧为曹操翻案实际上是不成功的。[18]沈伯俊、胡邦炜也认为，“为曹操翻案”，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是不科学的，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看也是片面的。因为历史上对于曹操的评价，本来就是有褒有贬，毁誉参半。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历史小说作者为何不可着重选择其某一性格侧面来加以描写呢？何况《三国演义》在描写其恶德劣行时，也突出地表现了他过人的胆略和才能，兼顾到他性格的各个侧面，总的来说是做到了把艺术真实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故而，“翻案”之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19]傅隆基也指出“翻案”犯了方法论的错误，并指出曹操由历史上一个英雄人物演变为小说戏曲中一个奸雄的典型，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文化、美学等方面的原因，通过对这一演化过程的考察，可以更深刻地认识曹操这个艺术典型的审美价值及其所蕴涵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因素。[20]这些讨论，可以说是进一步地确认和维护了《三国演义》的“小说”特性及其人物形象研究的独立的审美品格，这对于包括《三国演义》在内的历史小说研究的健康开展无疑是颇有裨益的。
（二）关于《三国演义》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异问题
刘敬圻、陈铁民等人以嘉靖本描写的曹操形象为依据，认为嘉靖本中的曹操与历史人物曹操是相近的，其主导面，依然是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是有志于除残去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英雄，不存在歪曲问题，而毛宗岗本却增添了不少贬曹的文句和诗词，删改了嘉靖本中对曹操的一些肯定性的描写，因而毛本的曹操与嘉靖本的曹操是不同的。[21]对此，有人表示不同意见。如李庆西即认为，替嘉靖本中的曹操辩护和郭沫若当年替历史上的曹操辩护，思想方法是一致的，都是以史学观点代替文学观点。实际上，“评价一个文学形象最根本的是从认识标准上正确把握符合作品本意的美学原则。相反，以片面罗列材料，单纯着眼书中所反映的政治斗争和人物的‘历史贡献’而忽略道德个性的方法来研究曹操，只能导致学术上的偏致”。[15]胡振务也指出嘉靖本和毛本相比，虽然较多地保留了一些称颂曹操的论赞和评语，少了一些毛本直接贬斥曹操的文字，但这两个本子的曹操并无本质不同，曹操是作为仁德爱民的刘备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是一个“封建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一个诡计多端的利己主义者”。[22]唐富龄、王旻也认为嘉靖本中的曹操“在与十常侍、董卓等和刘备等的价值对比中，形成了独自的性格体系。当这种性格的有机组合体已经完成，并在作品结构中定位以后，后人对作为由无数情节与细节组合而成的性格发展史的点滴增删，不可能使之在实质上改变人物性格的主要导向，因而也不会出现两种版本、两个曹操的问题。毛纶、毛宗岗父子在对该书进行修改、评点时，没有改变罗本的结构框架，没有将曹操形象的基本性格因素进行变性处理。虽然强化了正统观念，但艺术逻辑始终置于首位。片面夸大个别改动对形象的实质性影响，夸大诗文评语对形象本身客观意义的干预作用，就难免失之偏颇”。[23]这一场讨论又从版本的角度引出了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问题，这对于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三国演义》的主导思想倾向和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等，自然是有启发意义的，并且它还由此引起了人们对《三国演义》版本研究的兴趣，使《三国演义》的版本研究也逐渐具体、深入起来。
另外，还有的学者提出“《三国演义》中客观上存在着两个互相游离的曹操”：一个是明主和英雄，这是作者依据正史上的材料改写而成的；一个是奸臣和奸雄，这是作者根据民间传说和讲史艺术塑造出来的。如果将这两个曹操当成一个统一完整的艺术形象来加以评价，就势必会感到“混杂”，甚至“困惑”；只有将两个曹操区别开来，才可以顺利地从“困惑”中解脱出来。[24]这一看法也是值得重视和进一步讨论的。
（三）运用新的理论视角来透视、解读曹操形象
这样的研究文章自8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不断涌现。举其要者，如李厚基的《曹操——一个丑转化为美的不朽的艺术典型》，即主要从美学的角度来审视曹操，认为历史上曹操思想性格中的“丑”，经过作者“典型化”的艺术处理，融入其强烈的爱憎、鲜明的倾向，给人以真实、生动、可信的感觉，就由生活丑转化为艺术美的典型，具有了不朽的艺术力量。[25]许建中《试论曹操性格的二重组合》则运用“性格组合论”，指出曹操是个有机的“二重组合体”，“批判蕴涵歌颂，矛盾暗合统一，雄才大略的英雄与奸诈凶残的奸雄集于一身”。[26]不过，也有论者指出曹操身上“奸”和“雄”的性格元素，并未构成“相反相成”的“二重组合体”，因为“奸”是道德属性，“雄”是个人才能，二者并不“对立”、“相反”，实际上“雄”只是“奸”的强化剂，越具有雄才大略，就越奸，就越有危害性。[27]（P257）也有的论者认为曹操身上的“雄”与“奸”是相辅相成的，“成雄”是其目的，“施奸”是其手段；不“奸”难以成“雄”，为了“成雄”则不择手段。[28]刘上生的《曹操形象的成功奥妙》，[29]则以系统论为武器来解析曹操作为“奸雄”的性格系统，指出“作者采取从心理、伦理、政治三个层次逐步展示而又综合整一的描写方法，出色地进行着这一性格系统的创造”，曹操性格的成功，就在于其性格结构的整体性、层次性、有序性和复杂性的高度统一。其他如张静河《从现代管理的角度论诸葛亮曹操决策之得失》（《海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丘振声《论曹操的用人之道》（《海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邓玉景《〈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探析》（《郑州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雷勇《曹操形象的文化意蕴》（《汉中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李静《曹操生命价值得失浅探》（《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王理《〈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再探讨》（《北方论丛》2000年第2期）等等，则分别从管理学、人才学、政治学、文化心理学等角度来对曹操形象进行多方位的观照和评价。总之，新的理论视角的广泛运用，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于曹操形象之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的深刻认识，同时也为曹操形象的阐释开拓出了无比广阔的审美空间。
四、百年来曹操形象研究引发的几点思考
回顾百年来的曹操形象研究，虽然取得了如上所述的颇为不俗的成就，但也由此引发了一些耐人深思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已在上文略作评议，有的则不易置评。简言之：
其一，用现实主义的美学标准，诸如真实性、典型性等，来评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等人物，是否完全适当？20世纪80年中后期，曾有不少学者围绕《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是不是“类型化典型”发生过争议。虽然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同，但运用的基本上是西方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必要追问一下，《三国演义》是不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出来的；如果不是，那么又怎能简单地运用典型理论来评骘《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呢？
其二，评价历史小说中的人物与其他类型小说中的人物，是否应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