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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评述,但却无法进入学理层面的分析,而没有分析的文字在今天也许只有领导干部的训话可以被认可,作为批评文章它将不会适应当代的审美趣味。而从根本上来说,是语境(或“知识型”) 发生了更替。
中国古代文学生成的语境已经缺失,然而,中国的文化是不失缺失的,它一直为我们的言说提供着文化的乳汁。第四节将谈到这一点。
2 、20 世纪中国文论∶两种误读与再度失语
关于20 世纪的中国文论,也许是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受到过这种话语权力的控制。可以说,一种话语就是一个家园,在这个家园中,我们都曾感到怡然自适。然而,今天我们也都或多或少感受到了失语的痛苦。我们摆脱了它的控制,也失去了自己言说的家园。根本原因是我们解构了这种话语赖以存在的语境。
中国20 世纪文论形成的语境,有一个总的背景——救亡。可以说,救亡的背景制约着这样文论话语的言说者存在的状态、对话语方式的选择等,换句话说,中国20 世纪文论形成的语境,就是一个“救亡”语境。首先,救亡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解构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语境。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知识分子们超然物外的心态被严酷的现实所打破,他们力求保持的贵族式雅化处境在鸦片战争之后已不复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17) 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已不是入世还是出世的问题,不是能否保持完满人格的问题,而是能否继续做一个拥用说话权利的人的问题(18) 。从此老庄哲学真正告退,文学终于从空中落到地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文学理论患了第一次失语症。民族的危机使得知识分子阶层面对着政府的腐败,而对民族的文化传统产生了深刻的怀疑。陶曾佑的观点可谓当时的代表,他认为“经史子集”均不足为训, “考诸吾国,自鸿荒洎夫中古,经则详于私德,略于公益,为个人主义之伥;史则重于君统,轻于民权,开奴隶舞台之幕;子则鄙夷浅显,注重高深,耗学者之心思脑力;集则记载简单,篇章骈俪,种文坛之夸大浮华”(19) 。从清末直到民初,从太平天国捣毁孔圣人的牌位到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曾经发生过多次尊孔与反孔的论争,就是这种虚无观的体现。尽管在国难当头之时不免有人试图标举国粹以振国民之心,但更多的人在数百年闭关自守之后,一旦被打开门户,那一股强大的意欲革新自我的逆反心理,使得整个社会的目光绝不会转向过去。因此,从第二个方面来说,救亡使得中国的文人在失语之时自然承继了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将选择的意愿投向西方。梁启超大力提倡译印日本的政治小说,王国维则对德国美学情有独钟。此二人的做法为中国人在失语之后建立新的文论话语开辟了新路。此后的中国文学理论,几乎无一人不是在研读某种甚或数种西方文论的基础上说话的。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则有更多的人将目光转向俄苏文学。这一事件的意义之大,除了它给救亡图存的中国革命指出了一条道路之外,从我们的角度说,它是将两种重要的原素带入了中国20 世纪的文学理论——“为人生”的文学主张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思想。救亡影响到中国20 世纪文论话语形成的第三个方面,是它决定了中国人在重建文论话语时的价值取向——为人生。而这种价值取向也决定着对外来事物接受的出发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20 世纪文学所受俄国文学影响最大,由受俄国19 世纪文学的影响而至于在俄苏文论的基础上建成中国20 世纪文论的话论形态。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中国文学对俄苏文学的长达数十年的接受过程中,由接受语境所致,最起码存在着两度的误读。
鲁迅的观点也许在当时是具有代表性的∶“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无论它的主意是在探究,或在解决,或者堕入神秘,沦于颓唐,而其主流还是一个∶为人生。”(20) 但我认为,误读也正在此时发生。鲁迅以果戈理小说同名创作的《狂人日记》,即中国新文学的第一个实绩,标明了这种误读的总体倾向。果戈理的“妈妈,可怜可怜你的孩子”的呼唤浸透着强烈的自我救赎感,而鲁迅的“救救孩子们”则无疑是“治国化民”的意识图式的体现(21) 。俄国文学的为人生,其终极指向是个人的救赎,这可以用托尔斯泰的“天国就在你们心中”一言蔽之,恕不在此详述。而中国人理解的为人生,有着极为广泛的含义,它指向着贫困的消除、政治的变革、以及民族的解放,等等。梁启超“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而陶曾佑的说法更是将文学之为人生夸大到极致∶“欲扩张政治,必先扩张小说;欲提倡教育,必先提倡小说;欲振兴实业,必先振兴小说;欲组织军事,必先组织小说; 欲改良风俗,必先改良小说。”(22) 这种理解看上去是很宽泛的,但从文学本体的层面上来看,它却只强调了文学的功利性(23) ,这为后来中国的文论生成“政治——社会批评话语”提供了基础。这是在救亡语境中中国文论对外来影响的第一次误读,用布鲁姆的话说,这是不可或缺的“创造性曲解”。
第二次误读发生在中国文论中马克思主义内容生成的过程中。从我们早期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文学理论著作来看,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二手货。如鲁迅所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冯雪峰所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沃罗夫斯基的《社会的作家论》,等等(24) 。50 年代甚至日丹诺夫的种种讲话也成为我们校正自己理论方向的指南(25) 。我们就是这样,将被苏联人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当作真理恭迎进来,并且借助热情洋溢的政治气候,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机械反映论,将政治——社会学的文学理论范式发展到庸俗的极致。这一误读尽管也存在着“创造性曲解”,但很明显,它与我们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主流哲学思想是相背离的,而且其危害性是难以估量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看到,这第二次误读与第一次误读的共同之处是,它仍发生在“救亡”的语境之中。尽管在冷战时期中国并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但中国高层领导人却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救亡意识,因为他们相信,中国的主要危险来自于内部的“和平演变”,并且这种“危险”在60年代达于“危机”状态,从而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在这样的主导意识支配之下,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成为“亡”的危险区域,也就是救亡的前线。因而文学负载上沉重的责任,甚至文学本身被压垮,只剩下“责任”在行走。
直至文革结束,人们的所有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急剧的转折。人们从对“国家危亡”的焦虑转向对濒临崩溃的经济的关注,并且随着精神产品的市场化趋势的生成,艺术创作带有越来越明显的消费色彩。“救亡”语境终于被解构。作为在这个语境中生成的“政治——社会批评话语”成为无处存身的漂泊者。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学理论的再度失语。
有人认为,新时期以来,仍有人“固守原有的范式”,并“力图重新解释或修补原范式的部分内涵,以扩大适用域”(26) 。这个观点所表述的内容是可以理解的。但姚斯借用库恩的理论所提出的文艺学“范式”(paradigm) 的概念不等同于“方式”,它应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制约话语形态的东西,或者是相当于福柯所说的“知识型”,是一种关系的综合体。因而它是人所无法“固守”的,可以说,人们所能固守的只是在某个范式下的言说方式。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范式”是可以“固守”的,则它就是可以选择的或保留的;而在我看来,在语境缺失之后,范式发生转换,它将永远成为过去。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政治——社会的批评”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保留,而作为在特定语境中生成的话语,它已无法为我们所选择。
我们一度陷入了本土传统的虚无状态,失语的痛苦折磨着从压抑之中解放出来的、急于言说的每一个人。似乎我们又回到了本世纪初的情境之中。这时,我们不得不再次面对曾经带给我们数十年说话权利的西方。
3 、现代西方文论∶“快捷方式”与达成对话
如今,西方文论大量进入中国已是不争的事实。不仅如此,甚至整个西方文化也以高涨的热情突袭而来,近来已有不少人在谈“殖民文化”的问题了。我想,这个问题留待专家们去争论。我们还是冷静地看一下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是怎样进入中国的。
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文学理论“平面轰炸”式地进入中国。有人认为这是缺少历时感的进入。但我想,这种说法在80年代还可适用,但90 年以后来,我们已做了大量的梳理、阐释工作,各种理论思潮的来龙去脉在大家心中已并不陌生。但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另一种观念,认为西方20 世纪以来短短几十年竟有多种文学理论模式相更替,因此说明它们都是短命的,所谓“各领风骚三五年”而已。甚至有人以在美国有人听到“decon”(解构) 一词便嗤之以鼻为由,来说明解构主义已经在西方“臭了街”。当然,也有人以嘲讽的口吻预言了西方文论在中国的命运∶“可能有的人会痛苦地面对从西方照抄照搬来的‘新的批评话语’那昙花一现的生命,但现实是无情的,把已经被中国的现实否定了的东西作为‘趋同’的对象,这恐怕只能是一种情感寄托的方式吧!”(27)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这样来看∶作为思潮的西方文论确是在本世纪发生过急剧的变更,批评由外部进入内部,再由内部走向更广阔的外部,或者说不断地结构,再不断地解构。但是,作为方法(言说方式) 的西方当代文论却的确是以“平面”的方式存在的。如出现于本世纪初的精神分析批评,作为由弗洛依德、容格等人标举的一种思潮早已结束,但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它却保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因为无论怎样高喊“作者已死”,作品的作者维度是永远不能消失的,即使是在有人预测的“电脑复制”时代也是如此。同样,结构主义早已被解构,但由结构主义而生成的叙事理论,将为我们理解本文提供长期有效的工具。至于解构主义,虽然有人以为至今已觉不新鲜,但它所建立起来的富有创新意义的思维方式不仅在逐渐渗入西方的许多研究领域,并且也为我们今天的话语选择提供着一种哲学的方法论。比如法国批评家罗杰•马约尔谈及“结构主义变色龙”罗兰•巴特时所说∶“主流已不复存在,但罗兰•巴特对今后的影响还是巨大的。”( 28) 如果说“昙花一现”, 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也是“昙花一现”,但作为方法的浪漫主义并不是昙花一现的。也就是说,由某种思潮所建立起来的理论往往会淅出某种创作或批评模式(不是范式) 。当思潮过后,这种模式会沉淀下来,供后人选择。
于是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西方文学理论在20 世纪会呈现出一种加速度的流派频仍的态势呢? 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比如人文及自然各学科急剧拓进的影响等,恕不详论。但这里不妨谈谈与本文相关的原因。在古典的西方文学观念中,文学具有神圣的意味,柏拉图曾认为诗人是代神立言的。黑格尔将“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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