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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古书辨伪方法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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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9:1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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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春秋》，杜预《春秋序》引刘向《别录》记载了《左传》在汉以前流传的情况，汉兴以来的传授情况《汉书·儒林传》记载得很清楚。在刘歆以前，传《左传》者不断，又怎能说《左传》到汉成帝时才由刘歆在中秘发现呢，以此论定汉昭宣时人焦延寿不可能看到《左传》、不可能看到《易林》有引《左传》语，因此论定《易林》不可能为焦延寿作，必为东汉人假造，这样的论证显然是不合乎历史的。梁先生又认为张湛见了汲冢出土的《穆天子传》，才假造《列
子·周穆王》篇。严灵峰先生以两者互证，比较的结果是“《列子》所引之文并非出自太康二年汲冢出土之《穆传》，必据别出之古本”，《穆天子传“虽在晋太康二年出土，但其成书应在魏安釐王二十五年（西元前252年）之前”，“穆王卒于西元前九百四十一年，列子与郑繻公同时，其生存年代，当在西元前三百三十九年之前，其书当成于战国三家分晋之后，编撰《列子》书者之采集《穆天子传》中文字，亦属自然之事，不足为怪”。[54]最有意思的
是，张湛注指出《列子·周穆王》篇“观日之所出入”出于《穆天子传》，并点明其脱去“西登弇山”四字。如果是张湛伪造，他又何必自揭其短？所以，梁先生举的这一例，也是错误的。
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三种方法是“从佚文上辨别”，他认为“有些书因年载久远而佚散了，后人假造一部来冒替，我们可以用真的佚文和假的全书比较，看两者的有无同异，来断定书的真伪”。具体他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从前已说是佚文的，现在反有全部的书，可知书是假冒”。二是“在甲书未佚以前，乙书引用了些，至今犹存，而甲书的今本却没有，或不同于乙书所引的话，可知甲书今本是假的”。[55]前者从逻辑上讲，是不能成
立的。因为人们的眼界有限，不可能阅尽当世之书，难免会出现遗漏。例如宋沈该撰《易小传》六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该又有《系辞补注》十余则，附于卷末。今本无之，盖已久佚矣。但今上海图书馆藏《易小传》六卷，附《系辞补注》一卷，为沈该撰无疑。[56]依梁说，则此书必为假冒。又如龚原《周易新讲义》，宋志有著录，但朱彝尊《经义考》称未见，《四库采进书目》未见著录，馆臣亦未之见。然《总目》编成不久，日人林衡辑《佚存丛书》，内中就有龚原《周易新讲义》十卷。[57]此类情况，决非仅以上二例。更
何况还有地下出土的古书，若依梁说，这些都会断成错案。后者说服力较强，但所举例至少《孔于家语》有问题，咬定其系王肃造伪是不对的。
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四种方法是从“文章上辨别”。具体他细分为名词、文体、文法、音韵四项，他认为，“从书名或书内的名词可以知道书的真伪”。[58]其实，某一书名或某一名词究竟产生于何时，公认之说并非就是定论。例如《尚书》之称，众口一词皆说它始于汉代，但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要》篇中就有与《周易》并举的《尚书》之称，而且出自孔于之口。[59]如以为汉代始有《尚书》之称，并以此来定书之真伪，就可能造成误断。又如“黔首”一词，有些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更名民曰黔首”一语，认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方有“黔首”之称，并以此来断定古书的年代。其实《战国策·魏策·魏惠王死》章、《吕氏春秋·大乐》诸篇、《韩非子·忠孝》篇、李斯《谏逐客书》、《礼记·祭义》等皆有此称。王念孙云：“盖旧有此称，至秦遂以为定名，非始皇创为之也。”[60]此说良是。抓住一两个名词而定书之真伪，最易陷于偏颇，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大多了。
文体，梁先生认为，“这是辨伪书最主要的标准，因为每一时代的文体各有不同，只要稍加留心便可分别，即使甲时代的模仿乙时代的文章，在行的人终可看出”。[61]一般而言，这是正确的。但一个时代的文体既有其共性，也有其个性。有的仿古味浓，有的口语性强。稍一不慎，便会酿成错案。比如柳宗元《辨鶡冠子》云“读”《鶡冠子》“尽鄙浅言也”，“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鹏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62]柳说疑古者视为定论，不意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一出，便告动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人流传书籍系为实用，并不专为保存古本。有时因见古书文字艰深费解，就用易懂的同义字取代难字。《史记》引用《尚书》是如此，银雀山竹简本《尉镣子》也是如此，初看与今本不同，颇多艰奥文
句，细察今本之所谓“不古”，实系后入的修改润饰。李学勤先生认为，这大概是由于其为兵书，更需要让武人能够学习理解。[63]所以，单纯从文体辨别，就会让今本《尉镣子》蒙上不白之冤。
以文法、古韵辨伪，标准客观，梁先生重视这一方法，极有眼力。但应注意两点：一是标准要定准，标准一错，全盘皆误。汉语史的研究表明，过去我们对许多语法现象的认识，过于靠后；而古代的语音现象，又异常复杂，所谓的定论往往有误。许多的语音、语法现象，公认是隋唐才出现的，结果后来发现汉代早有了；大家认定是汉代才有的，结果后来发现先秦早有了。这与过去汉语史研究的不深入有关，也与这种研究是建立在不完全归纳法的基础上有关。正因为是不完全归纳，所以新材料一出现，结论往往就得改写。执着错误的文法、音韵尺子去定古书的真伪，往往不伪者成伪。二是要将语言的真伪与思想的真伪、史实的真伪区别开，将局部的伪与主体的伪区别开。先秦古书，往往是先生之言，经过很久一段时间才由后学整理而成。就思想而言，属于先生；但就语言风格而言，失真度就很大了。同为孔子之言，鲁国的弟子和齐国的弟子、三晋的弟子和楚国的弟子记录下来的肯定有所不同，鲁人所传带有鲁方音，齐人所传带有齐方音，三晋人所传带有三晋方音，楚人所传带有楚方音。春秋末期的孔子之语，战国中后期才著于竹帛，必然会带有战国中后期的语言特色。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而言，其字体非孔子之书，不能据此去研究孔子
的书法；其方音、语法习惯也可能与孔子有别，不好说这就是孔子的方音和语法习惯。但从思想研究的角度看，这些不同都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语言形式上的伪并不等于思想内容上的伪，我们不能简单地划等号。同时，局部的伪也不等于主体的伪。《列子》一书，本为先秦古籍，但亦掺杂有后人文字。我们不能因其有后人文字掺杂，就否定其主体部分出于先秦。古书开始出现时，内容较少，传世既久，为世人爱读，学者加以增补，内容加多，与起初有所不同。如《孔子家语》一书，阜阳和定县八角廊有竹简本出土。与今本比较，只不过一简一繁。今本在竹简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广补辑。我们不能因这些增广补辑部分将其看为伪作，不能因其流传中的问题而否定其本身。
梁先生从文义内容方面辨伪的第五种方法是“从思想上辨别”。他细分为四层：第一是“从思想系统和传授家法辨别”。他认为，“这必看定某人有某书最可信，他的思想要点如何，才可以因他书的思想和可信的书所涵的思想矛盾而断定其为伪”。[64]这种辨伪法有一个前提，即一个人的思想是不变的，前后一贯的。所以，根据思想的矛盾就可定其一说为伪。这一前提实际是不存在的，人的思想往往有发展变化。前后有矛盾的现象今天存在，过
去也当存在。“看定某人的某书最可信”，这种“看定”作为辨别真伪的标准，也难免出现看错或以偏概全的情况。比如梁氏认定 “孔子的书以《论语》为最可信，则不能信《系辞》，因为《系辞》“有很深的玄学气味”，而“《论语》正相反”。其实重视现实和谈论玄学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一个人重视现实并不意味他不能或不曾谈玄。即便如《论语》，孔子所谓天，既有“天之将丧斯文也”之主宰义，也有“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之自然义，张岱年先生据此说“孔子关于天的思想可能有一个转变”。[65]若依梁说，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思想，必有一种为伪。帛书《要》篇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之事，这说明孔子晚年思想有所变化。[66]所以，孔子虽然重视人伦日用，但晚年谈玄并非不可能。我们不能因《论语》之实而以《系辞》之玄为伪。
第二是“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梁先生认为，“倘使甲时代在乙时代之前，又并没发生某种思想之原因和条件，却有涵某种思想的书说是甲时代的，那部书必伪”。[67]这一分析似乎无问题，但他一举例，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例如《列子》讲了许多佛理，当然是见了佛经的人才能做，列子是战国人，佛经到东汉才入中国，列子如何得见佛经？……我们只从思想突然的发生这层，已足证明《列子》是假造的了”。[68]所谓“《列子》讲了佛理”，主要有如下几条：一是认为《天瑞》篇的“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是佛教的轮回之说，其实这是讲的死生一贯之理，故下文说：“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这与《庄于·知北游》“生
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齐物论》“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的思想基本一致，并非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69]二是认为《列子·杨朱》篇抄袭了《沙门果经》，《杨朱》篇讲“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
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孰知其异，且趣当生，奚遑死后”似乎与《沙门果经》讲不分愚智，人皆有死的思想相同。但两者的区别十分明显：一个讲贵贱皆死，死后腐骨则一；一个讲人为四大所成，人死四大败坏皆空。一个讲追求当生之乐，不讲来世；一个讲因果报应，尤重死后的来生。[70]怎能说《杨朱》篇抄袭了《沙门果经》呢？三是说《列子·汤问》篇中的“偃师之巧”的故事与佛经《生经》相合。[71]这种相合有两解：一曰“中西哲人不约而同的偶然默合”，一曰《杨朱》篇此段可能经过了后人的增饰加工。如后者，这只是古书流传过程中的问题；如前者，也得不出一定非《杨朱》篇抄袭《生经》不可的结论。梁先生所谓“邹衍以前从没有专讲阴阳的”，仁义并举始于孟子诸说，都是一种基于不完全归纳的假说。以此为标准来辨别古书的真伪，说服力是不强的。由此可见，判定何种思想产生于何时代并不容易，至于说何时代只能有何思想，何思想只能出自何人何书则更不容易。“从思想和时代的关系辨别”古书的真伪，我
们不能被“丐辞”蒙蔽，应要勇于进行前提批判。对梁先生说的“从专门术语和思想的关系辨别”，“从袭用后代学说辨别”诸条，亦应作如是观。
由以上分析可知；梁先生关于古书辨伪方法的论述，从观点到论据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造成，其原因有三：
一是在价值观上宁失之疑而勿失之信，宁信有伪而不信有真。在考辨古书时，先存了一种“书愈古者，伪品愈多”的偏见。[72]认为战国秦汉之交、新莽与晋代之时存在着假造古书的运动，产生了大批伪书。所以，不但有疑点的古书一概斥之为伪，而且深文周纳，滥用丐辞，将无疑看作有疑，将小问题放大为大问题。这种以疑古为荣、以疑古为能的心态，严重地偏离了客观精神，是欧洲文明中心论影响下中国事事不如人思潮的产物。以这种有色眼镜来看中国古书，自然无书不伪，愈古愈伪。
二是在方法论上缺乏辩证观念与历史观念，以今律古，以今人的著作观要求古人，不懂得周、秦古书的形成和流传有其独特的规律，将古书自然演变的过程看作有意作伪，将古书流传中的问题与古书本身的问题混为一谈，将形式上的问题与思想实质上的问题、将局部的问题与主体部分的问题简单地划等号。如此，古书的通例，如不题撰人，后来题以某子，也只是强调某氏之学；分合无定；多经后人整理；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道胜于言，
言胜于笔等等，[73]都成了梁氏的伪作之证。
三是论证多依赖丐辞和默证。这一点，张荫麟和胡适在批评顾颉刚、冯友兰时已多有论述，[74]上文的评析也多涉及于此。张岱年先生说：“《汉书·艺文志》所载古代典籍，今日仅存十之二三，何以证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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