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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诗歌史的大视野

时间:2009-8-8 16:59:24  来源:不详
以也允许只引用其中的部分,这就是所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后世有「断章取义」的成语,即出于此。

  如今一般认为,现存《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属于地方民歌,「雅」(《大雅》《小雅》)是朝廷乐调,「颂」(《周颂》、《鲁颂》《商颂》)是庙堂祭祀的乐章。包容既广,题材亦泛,所以孔子以「温柔敦厚」为「《诗》教也。」(《礼记·经解》)「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包咸注为「兴,起也,言修身必先学诗。」朱熹的注则说是「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于此得之。」)同时他也不否认诗有其他功能,「子曰: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所以《诗》被订为「六经」之一。

  汉代文化政策为「独尊儒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首开先河,於是汉儒纷纷强调「微言大义」和「纬候足征」,出现了近人皮锡瑞所云「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经学历史》第三章)的现象,每每由政治意义索解《诗经》,后世的文字狱的理论依据,实创于此。据说汉武帝曾与群臣和诗,号为「柏梁体」,但是形式既无新意,内容又言之无物。因此有汉一代,没有出现值得一提的诗歌创作。

  先秦另一个传统是骚赋,而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骚赋原其初,也可以说是长诗,想象奇特瑰丽,感情真切奔放,成为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样式,也从此和诗歌一途分道扬镳,故存而不论。

  真正继承了《诗·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倒是这一时期的民歌,即所谓「汉魏乐府」。象《古歌》:

  「秋风萧萧愁杀人,

   出亦愁,

   入亦愁。

   座中何人,

   谁不怀忧?

   令我白头。

   胡地多飙风,

   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

   衣带日趋缓。

   心思不能言,

   肠中车轮转。」

  格调自由,情感真切,把离人游子在塞北的乡愁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另一首大胆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也同样如此: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形式比较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民歌,如描写牛郎织女神话的《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

   皎皎河汉女。

   纤纤擢素手,

   扎扎弄机纾。

   终日不成章,

   泣涕零如雨。

   河汉清且浅,

   相去复几许!

   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

  至于叙事类的歌谣,如《陌上桑》这样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作品,开启了后世长篇叙事诗的四大名作《孔雀东南飞》、《木兰辞》、《琵琶行》和《长恨歌》的先河。

班固《汉书·艺文志》总结先秦两汉的诗歌创作是说:「传曰:『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论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宗秦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可见两汉诗歌创作的主流,仍然是继承「十五国风」传统的「乐府」民歌。



三,诗歌与人生

 汉魏之际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由西汉建立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受到汉末政治腐败和体系化的外来文化佛教的东渐这两大冲击,趋于式微。社会动乱引起人生无常的感喟,鲁迅曾说:「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之关系》)但这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佛教思想中的「人生」说和「轮回」说,搞得人们心理不得平衡,于是产生了「生死情结」。王瑶沿着鲁迅的思路研究这一时期文人心态,发现「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励人底同情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阮籍是这样,陶渊明也是这样,每个大家,无不如此。」(《中古时期文人生活·文人与药》)他认为,在《诗三百》里找不到这种情绪,楚辞里也并没有生命绝对消灭的悲哀,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回避了这个问题。「生死问题本来是人生中很大的事情,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和亲切,自然是表示人有了自觉,表示文化的提高,是值得重视的。」所以魏晋被称为「为文自觉的时代」,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非常有建树,其影响之深远,可以说是透过盛唐,直达现今,在诗歌发展史上尤其如此。这不奇怪,也可以用马克思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学说解释的。

  汉魏之际是以「建安文学」著称于文学史的,「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这一时期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他们身边的文士,如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这些人各著文赋数十篇,声名最高,被称为「建安七子」。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就是说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指史家所谓的「建安风骨」。「风骨」二字文学史家的解释尽管还不完全一致,但大体说来,是指一种独特的风格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了。前人爱用「慷慨悲凉」四字来形容这种风格,读起来也确实有味道。

  现在看来,这一时代为什么在短暂的时期取得那样突出的文学艺术成就,是有一些值得重视的原因的。这里至少可以举出三点来讨论:

  第一,汉代自董仲舒以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但是曹操却提倡「通脱」,不拘细节,这有点思想解放的意思。鲁迅说,「思想通脱以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所以魏晋之际文学艺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大的变化,曹操也被称作是「改造文章的祖师爷」。可见要实现变革创新,是需要「通脱」的。

  第二,是对文学的重视程度的问题。汉代及以前,文人是被当作「倡优畜之」的,即使是司马迁、司马相如这样的一代文豪,地位也是低贱的。曹操重用邺下才人而始有「建安七子」这样的文学集团,而曹丕提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鲜明主张,使文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学家艺术家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也由此引起了竞争,这也是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因素。在这个时期,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诗人。

  第三,批评风气的形成,是又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东汉末年,本有「月旦评人」的习惯,就是每个月的月初要品藻评鉴一下人物,好象生活会似的,这就成为汉末清议举荐制度的基础。曹丕作《典论·论文》,对「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的风习作了分析,进而对当时文士的优长和弊短一一品定,被视为中国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的开创之作。当然,他是皇帝,不会有怕得罪人的顾虑,但是后代认为他的批评没有丝毫以势压人之处,相反倒是中肯、公正、态度也满亲切的。后来继续的有《诗品》、《画品》、《文心雕龙》等一批品评高下,评论优劣的著作,对当时以至后世的文艺繁荣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促进作用。可见繁荣文艺永远需要健康、正常的批评,既不能搞「大批判」,也不能「老虎屁股摸不得」。



  在后人看来,汉魏之际的文士诗人都是一些怪异的家伙,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比附而来的好听的说法,叫做「个性解放」。外界消除了儒家观念的束缚,但心里面横亘了佛学所谓「生死」,这滋味恐怕并不好受。这集中表现在《古诗十九首》中这样一些诗句中:

  「人生天地间,

   忽如远行客」;

  「人生寄一世,


   奄忽如飙尘」;

  「所遇无故物,

   焉得不速老」;

  「人生非金石,

   岂能长寿考」;

  「四时更变化,

   岁暮一何速」;

  「人生忽如寄,

   寿无金石固」

   ……

  所谓「魏晋风度」,其实包含复杂,有「服药」、「狂饮」、「放诞」一类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作伪」一类奇特的风气,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在精神指向上其实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因人生无常而追求生命的密度,后者因人生有限而向往精神的超越,当然也有人出入两者之间,忽尔清言,或倘佯山水,或依违田园,忽尔任诞,或醒醉不分,或扪虱而谈。这本身就都是作诗的现成氛围和上佳题目。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比如「诗与酒」,仿佛有天生的不解之缘,实际上,这也是汉魏之际文人「放诞」的风习首开其端。随手举例,便有《古诗十九首》:「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後汉书·孔融传》说他「宾客日盈其门,常叹曰: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曹丕《典论·酒诲》说荆州刘表「跨有南土,子弟骄贵,并好酒。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升,中雅受六升,季雅受五升。又设大针于杖端,客有醉酒寝地者,辄以镵刺之,验其醉醒。是酷于赵敬侯以筒酒灌人也。」曹植《与吴质书》云:「愿举泰山以为肉,倾东海以为酒,伐云梦之竹以为笛,斩泗滨之梓以为筝,食若填巨壑,饮若灌漏卮。其乐固难量,岂非大丈夫之乐哉!」范云《赠学仙者》曰:「春酿煎松叶,秋杯浸菊花。相逢宁可醉,定不学丹砂。」《世说新语·任诞》说张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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