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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析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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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31 12:22: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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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国”的外貌上，写她的妩媚、娇态、风姿、“天生丽质”。这形象既富于个性又十分鲜明。作为一首爱情诗来看待，它不同于一般爱情诗的地方，还在于把政治历史事件作为背景来处理，作为爱情悲剧的典型环境。逸乐误国，甚至导致安史之乱，这只是一个方面，同时它也导致了自身无可挽回的大悲剧。可一味囿于“女色亡国”却是一种偏见。必须看到，“开元之治”的断送，绝不仅仅于此，更主要的是唐代各种社会矛盾白热化的结果。如民生凋弊、外患频仍、藩镇割据、宦官朋党的斗争，愈演愈烈。这些棘手的复杂矛盾，唐明皇无法改变，就是有识之士，也是宏图难展。而这昏暗的现实就成了悲剧的必然条件和典型环境。
我们说，《长恨歌》不仅以唐明皇、杨贵妃两个历史人物为男女主人公，还写了重大历史事件。如“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玄宗幸蜀”(干乘万骑西南行)、“马嵬兵变”(六军不发无奈何)等。我们认为，创作历史题材的作品，是应该忠实于大的历史事实的，但又不能机械地服从于历史史实。只能把它作为骨架，使其具有历史色彩，这是必要的。但着眼点应放在人物创造和细节(血肉)的描写上，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文学艺术的完整性。据此，我们可知，就这些政治历史事件而言虽蕴含着强烈规劝和讽喻作用，对唐明皇晚年耽于淫欲的腐朽生活是有批评的，但这却不是该诗的正题。正题应是“长恨”，是永恒的遗憾，“此恨绵绵无绝期”。作者心中永恒的恨，显然主要是爱情遗憾，但也远非一般的男女之间的生离死别的伤痛感情所能概括的。我们认为它绝不会对误国寄予那么多的同情。我们从“长恨”的深刻含义中去感受丰富的历史内容及其深刻的现实意义，就不会把它仅仅当作肤浅平庸，讽喻劝世之作了。
另外．我们从全诗120个诗句的分配来看，约有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写逸乐误国的，但基本上是略写，有些则是一笔带过。那些重笔泼墨的地方，全都落在了李、杨爱情的悲剧上和最后虚构的仙境部分。写杨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则没有任何的讽喻规劝之类的内容。从全诗的三大部分或两个部分来看，尽管侧重面有所不同，但始终都贯穿着“风情”二字。总之，全诗的体格完整，布局得体。我们通过诗的结构的创造性安排，也能探索出诗人的言外之音、探索出诗人没有说出的话。这会加深我们对爱情说的理解和认识的。
(二)
白居易本人认为《长恨歌》只是有“风情”的感伤诗。
这个话题比较长，得从白乐天写作该诗的当时说起，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白氏35岁，授周至县(今陕西周至县)尉。在这里他结识了史学家陈鸿(《长恨歌传》的作者)和郎讶王质夫。他们时常同游、唱和。一次游仙游寺时，闲谈起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王质夫举酒到乐天面前说，你善长写诗，而且感情很丰富，请写一首诗，怎么样？王质夫认为这故事有诗意，有丰富的感情，而白居易正善长写诗，感情又丰富，请他写一首诗。我们认为这是从“情”出发的。而陈鸿则认为《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长恨歌传》)陈认为白氏写出这首诗来，不仅仅是为其事所感动，而主要目的应是惩罚那些美丽的女人，因为他们常常祸国殃民，以防流传后世，并引以为戒。以上是王、陈二人的意见：一个认为应从“情”出发，一个则认为意在讽喻垂戒来世。这就对该诗主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看法。其实乐天本人并不认为《长恨歌》是讽喻性的作品，他的看法与陈鸿是不一样的。他自己评价说：“一篇长很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编辑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增元九李二十》)。他明确认为《长恨歌》是表现男女相爱情怀的，与讽喻诗是不一样的。因此他自己编辑时，将《长恨歌》归类为感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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