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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析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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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31 12:22: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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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评述，也许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三)
人的思想感情是文艺心理学探索的主要对象，是诗的审美评价的中心环节。
从鉴赏诗美的角度看，古人有：“诗言志”、“诗缘情”之说。这两种说法虽稍有区别，其实一也。汉人《毛诗序》中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里所说的“志”就是人的思想感情，人的心理活动，这志与情是结合在一起的。到晋代陆机时，他在《文赋》中称“颐情志于典坟”。是想从古籍中陶冶性情，这里情志并提了。我们知道，人的思想感情主要来自对客观世界的感触，是人的社会实践的反映，但这思想感情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不同的社会生活反映到诗人的头脑，必然产生不同的思想感情，不同的心态。这“情”、“心”就成了我们探索诗美的一条主要渠道。我们认为作为诗美鉴赏，不能只满足于评点、诠释，应在理解诗的完整意义上(内容与形式．思想性与艺术性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探索诗的整体形象，从中发现诗美。鲁迅先生曾说过：“鉴赏诗文。要从理解作者的全心、全文以及作者所处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出发。”我们对《长恨歌》主题之所以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主要在于如何去发现作为创作主体的心态，如何去发现有生命力的内在形象，如何去发现诗美。诗美鉴赏的中心任务在于突出“人”与“情”。因为文学是人学。诗学是情学。无人不成其文学，无情不成其诗学，人是文学的根源，情是诗学的命脉。白居易自己曾说过：“诗者，根情、苗言、花声、实义”，他这是以情喻根。情，是诗美鉴赏的起点，也是诗美探索的终点，诗是以情为归宿的。诗若无情，美从何来？因此，在鉴赏诗美时应主要去探讨诗人的感情世界是如何在诗中获得恰如其分的表现。那“多于情”的白乐天，在《长恨歌》创作中又是如何表现其感情的呢?
可以说他的思想主旨比较隐藏，“倾向”则“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白居易在感情与理智的天平上，这感情是胜过理智的，同情则多于批评。在对待唐玄宗晚年的功与过的问题上没有一刀切，既没有彻底否定，也没有一味批评指斥、对其不满，也不是直陈亢言，而是在批评讽喻中寄寓着同情。如对纵情失政的描写，只提“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在后半部分声情并茂的具体可感的形象化的描写中，更体现出情胜于理的特点，更多地倾注了诗人的同情和谅解。虚幻的仙界，杨贵妃死后复生的一往情深，是理想化的，是“理之所必无，情之所必有”(汤显祖：《牡丹亭》序)。而苟活着的唐玄宗晚年地位变化后的幽居独处的境况，痛苦、煎熬，更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在爱情悲剧的处理中，也是同情多于批评的。唐明皇、杨贵妃是爱情悲剧的制造者，也是爱情悲剧的承受者，还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诗人在这里表现出的态度是批评与同情交织在一起的。诗人用同情的泪水洗去了他们爱情上的政治色彩，赋予了普通人的一往情深、生死不渝的爱情，把美好的理想寄托在这两个人身上，删去了扬贵妃与安禄山之间的淫晦之事，杨玉环是“寿王妃”的事实也删改了。这样就把杨贵妃从“女色亡国”的统治阶级的偏见中拖了出来．写出了封建贵妃的两面性，既美丽、温柔、多情，又妒嫉、娇艳，还杨贵妃以历史真实的面貌。特别是惨死后，赋予她一种纯洁的美，“英蓉如面柳如眉”、“梨花一枝春带雨”，深为人同情，这是诗人进步思想的表现。于此同时，诗人还突出了杨贵妃在爱情问题上的忠贞及唐明皇的钟情。可以说诗人在爱情上美化了这两个人物，写他们的爱情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当他们的爱情最后成熟时，达到了忠贞不渝——“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说这种描写是不符合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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