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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长恨有风情——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析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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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31 12:22: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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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诗。感伤诗就是那些“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旧唐书·白居易传》序跋)《长恨歌》正是借李、扬的爱情悲剧，抒发自己被感动的内心“情理”。他在上文中还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他自己认为《长恨歌》这类作品虽比不上讽喻诗那样“意激而言质”，但诗人却偏偏喜欢《长恨歌》。可见诗人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他始终没把《长恨歌》看作是表达政治见解、政治意图的诗歌。即它不是讽喻诗，主题不是政治，而是爱情。 正如韦勒克在《文学原理》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同时代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也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韦氏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事实恰恰相反，鉴赏阅读时却往往容易忽视前者。我们看这里牵扯到了创作主体(作者)与接受主体(读者)两个方面。这二者本是相辅相成，互为统一的。但由于诗里所显现出来的形象体系往往要大于诗人的主观心态，它会诱发作为接受主体(读者、评论家)的再创造动机，各类读者都会升华他们各自不同的理想蓝图。《长恨歌》主题的多种多样说法就是例证。有人把它升华到以“讽”为主，有人却升华到以“情”为主上去，还有人会升华到既讽喻又同情上去。但我们必须看到、承认读者的再创造心态是会干扰诗人的原始的心态的。即读者的引申义(如讽喻说、双重主题说)会干扰诗的本义(爱情说)的。对审视原诗的美感反而产生隔阂。因此，我们鉴赏诗美时，应完整地理解诗人的原始创作心态，尽量减少读者创造心态的干扰，以免破坏诗的形象体系的整体性和本来面貌。因此我们鉴赏时，对其思想、艺术、境界、风格、表现技巧、语言修辞等方面，都要做出评价，指出它们在各自时代和以后历代的价值，或指出它们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坐标上应占的地位。我们知道。“诗是人格创造的表现，是人格创造冲动的表现。”(郭沫若：《论诗三札》)“风格就是人”(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但诗人这个创作主体往往是要超越现实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故事，虽有民间基础和传说可供借鉴，但当诗人将自己思想感情全部熔铸于自己笔下的艺术形象时，由于它是典型形象，除包含一定的生活气息外，它必然要高于生活，能给人以启示、联想。这样就会大大超越作者原来的思想，而具更广、更深，更为普遍、更为丰富的意义。如《长恨歌》写作之初，也未尝不曾出现过：“惩尤物，窒乱阶“的理性意念，可结果并未在作品中出现，因为我们从现存的诗中并没有女人是祸水，“女色亡国”的感受。当弘扬政教与性爱描写发生矛盾时，诗人虽对性爱常常采取排斥的态度，但当那种已被世人承认了的，人皆有之的情潮流于笔端时，这种感情则驱逐不走，也扼杀不掉，人性之美则占了上峰。即使心存讽喻，只要对爱情着意深入描写，那作品的主体部分便不会以讽谕的面貌出现。正如他写《李夫人》那样，意在讽喻皇帝勿亲近女色，但卒章却说：“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解决途径，不去接近“倾城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恰好反映了诗人在时代允许的限度内，超越阶级意识的局限，追求人生自由幸福，反映着人类的价值要求。假如白居易真的把该诗写成讽喻诗，对“尤物惑人”进行讽谕指斥，那么《长恨歌》的价值就会一落千丈了。我们认为把《长恨歌》勉强列入讽喻诗类，是不会增高其价值的。从宏观角度评论《长恨歌》，不能简单、机械地把它看成是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而侧重探索人物形象塑造方法在中国古代文学历史中的地位、贡献，把《长恨歌》的社会价值与美学意义结合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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