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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选取了通俗小说繁盛的明清时代做为研究的时间段,旨在探求这一时期受众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接受情况。
[关键词] 明清时期 《三国志通俗演义》
研究《三国志通俗演义》在明清时期的接受状况,须先对彼时的受众范围进行界定。明清时代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传播已经抵达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由此,其时受众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士农工商,无所不包。但是即便是同一时期的受众也会因为自身所代表的阶层的特性,对文本的接受情况也不尽相同。本文拟把明清时期《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受众分为以下几类来进行详细分析。
一、民间的实用接受
其一,《三国志通俗演义》满足了普通百姓渴望了解历史的愿望。中华民族悠久、发达的载史传统,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对历史天然地留有浓厚的兴趣,即便是普通的百姓在辛劳之余也渴望了解历史。但是正史“理微义奥”,“不通乎众人”,同时讲史话本虽通俗,却因为言辞“鄙谬”,内容又“失之于野”。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以以上两者为基础但有避免其缺陷的讲史演义出现了,这是顺应人们要求而产生的文学作品。并且,当时不少创作者已经自觉的怀有欲借历史演义小说来传播史实的自觉意识。虽然罗贯中并没有在其创作旨趣方面留下只言片语,但是通过继之而来的讲史演义的创作者们则明确的表达了这种思想。如余邵鱼说:“春秋列国之事,非浅夫鄙民所能尽知也,邵鱼是以不揣寡昧,又因左氏丘明之传以衍其意,非敢献奇搜异,盖欲使浅夫鄙民尽知当世之事迹也。”(《列国源流总论》)
其二,普通民众崇拜英雄的情结。“在人类文明和人本身尚未充分发展的古代,生产粗放,斗争激烈,生活比较简单,加上封建制度的钳制,某些个人的作用常常显得很突出;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和情感也远不像今天这般细腻。这样,人们当时瞩目的自然就是英雄创业、豪侠争锋、贤相安邦、权臣误国之类的特出之人、非常之事;小说作者注意的首先也是这种现实,不会是饮食男女的日常生活。”三国故事之所以成为第一部通俗小说的题材,并且深受百姓喜爱,是因为“盖当时多英雄,武勇智术,瑰伟动人,而事状无秦汉之简,又无春秋列国之繁”,鲁迅的这短话本来是解释宋时“说三国”之盛,用在这里同样非常契合。而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更是在前人话本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以艺术处理,对其中人物的某些突出的特质加以强化,甚至是神化,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极大的满足了民众崇拜英雄的心理。
其三,把《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人物的行为视为鼓励自己和约束自己的准则。无碍居士的《警世通言叙》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黄人在《小说小话》中也提到:“小说感兴社会之效果,殆莫过于《三国演义》一书矣,异姓联昆弟之好,辄曰:‘桃园’;帷幄侈运用之才,动言‘诸葛’:此犹影响之小者也。”民间普通百姓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接受已经达到了“净化”的层面,感受文本时所产生的感情已经能够改变并解放受众的心灵。耀斯在《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一书中指出“最后,如果读者在他的接受活动中伴之以对自己发展的反思,那么,审美经验就可以纳入认同的审美创作过程之中:‘不管出自什么理由,文本的有效性并不是来自作者的权威,而是来自与我们自己的生活史的对抗。在这里,我们是作者,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的生活史[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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