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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治者的娱乐欣赏
封建统治者的治世之策虽然不是影响通俗小说创作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影响最为直接和效果最为明显的因素。明清五百多年,统治者从未放弃过对社会思潮的严格控制,但不同的时期也有轻重之分。并且随着统治阶层的日渐腐败,也需要通俗小说来娱乐生活。
悄然问世于明初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到嘉靖时期有了刊印本,让战战兢兢的书坊主们大喜过望的是刊印此书的机构是司礼监。司礼监刊印《三国志通俗演义》,可视为封建统治者对部分通俗小说流传的默认。正是由于官刻的成功和销售一空的盛况,才使得私刻的书坊主能下定决心对《三国志演义》进行刊刻,使得私刻成为现实。与嘉靖关系紧密的奸臣郭勋也出版了《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这些都表明了明朝上至皇帝,下至官僚都非常喜欢通俗小说。他们刊刻《三国志演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娱乐的需要。
明代的一些皇帝还很喜欢读通俗小说:“武宗一日要《金统残唐》小说看,求之不得。一内侍以五十金买之以进览。”“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中官重价购之肆中,一部售五十金。”“神宗好览《水浒传》。”这里虽然没有关于统治者阅读《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直接记载,统治者是否阅读过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众多通俗小说中,以《三》最为近“史”,文字也最近文言,所以理应更容易被统治阶级接受。连造反题材的《水浒》都得到青睐,《三》的情形不言自明。值得注意的是,《金统残唐记》、《水浒传》是造反题材的作品,而封建统治者仍然很喜欢阅读,而不是愚蠢的附会掀起一场文字狱。这说明这些统治者对于通俗小说的接受,是将自身置于一个正常的读者的位置上,是被小说本身的艺术魅力所吸引。
清朝开国之初,《三国志演义》曾一度被当做政治、军事教科书使用,极受重视,“国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武将如此,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是如此。据说皇太极巧使反间计,借崇祯皇帝之手除掉心腹之患袁崇焕,使其自毁长城,就是受到《三国志演义》中周瑜设计利用蒋干巧除蔡瑁、张允一事的启发,“即公瑾赚蒋干之故智”。 三、士大夫的审美接受和道德批判
明清两朝,士大夫对《三国演义》可粗略地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其中主要的争论集中在小说功能观和小说虚实观上。总体来看,明清士大夫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是认同接受的。
第一是对《三国演义》的政治教化功能进行认同接受。“自林瀚和张尚德们提出了“正史之补”与“羽翼信史”的小说功能观以来,这两种观点就成了明代最具代表性的接受理论。他们立论的着眼点、立论的核心,主要是忠孝、善恶这样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就是‘裨益风教’的接受尺度。”中国悠久的史学传统,使得“文”和“史”之间的界限一直都很模糊。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代表的长篇结构通俗小说,在其作者创作之初唯一的模仿对象就是史书,并且不排除作者的创作动机多少带有“立言”的成分。从接受美学来看,创作者对于受众接受作品是带有一定期许的,而受众也从作品中感受到了这种期许。明清的士大夫们大多数人注意到了通俗小说与正史的共通之处,“事纪其实”、“循名稽实”、“考核甚详”等,因而他们也认为《三国演义》具备与正史相似的功能。直到今天为止,普通百姓中对于三国人物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三国志通俗演义》,而非《三国志》。
第二是对其虚实关系的处理进行肯定。从明朝蒋大器的《三国志演义序》对作品中“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的高度赞扬和高儒《百川书志》中的高度评价:“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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