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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毛诗正义》的性情思想探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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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4-18 11:30: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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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论“情”与“性”的关系
《正义》论述性与情之关系时与他论情的生成基础的理论相矛盾。孔颖达《大雅·熏民》正义言：“‘有物有则’，即是情性之事。物者，身外之物，有象於己。则者，己之所有，法象外物，其实是，从内外而异言之耳。”这里说“性”与“情”是“物”与“象”的关系，即表里和内外的系，“其实是一”。又孔颖达《礼记正义》解释“性情”的关系可以作为补充：
性情之义，说者不通，亦略言之。贺砀云：“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挂之与情，似金与镶印，镶印之用非金，亦因金而有印。情之所用非性，亦因性而有情，则性者静，情者动。故《乐记》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贺场以“水”与“波”喻“性”与“情”，一为静，一为动，而本质是统一的。孔颖达进一步说“因性而有情”，“性”之“动”所以生“情”。孔颖达还引了《礼记·乐记》的说法，《乐记》认为由“性”而“情”的直接原因则在于外物的刺激，情感是直接根源于人性的，在本质上是人性的一种活动。因此，从根源义上来说，“性”是根本，而“情”则是“性”的体现。从性质上来说，“性”是不动、不可见的，而“情”则是动的。孔颖达实际上是同意先秦以来认为由“性”生“情”，“情”为“性”之显现的说法。他的“金与镊印”之喻与贺场的不同之处在于包含了“有”“无”之辨和“体”与“用”的关系，这显然是受了魏晋玄风的影响。孔颖达谈性情关系时“情为性之动”的说法与他所说的“性情二分”、“性情共禀于天”是不一致的。这一矛盾说明孔颖达对性与情的生成基础及性情关系的考虑不够周全，他不能融通先儒有关性情的不同思想来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有时甚至不能自圆其说。杨向奎先生说孔颖达“在思想体系的完整上还欠缺工夫”，是很有见地的。
三、《毛诗正义》的“性情教化”论
《五经正义》在初唐编纂的首要目的是以经学的南北统一而实现政治的统一，通过《正义》来教化人民，维护统治秩序也是其用心所在。孔颖达的性情思想是与其教化理论密不可分的。儒家性情思想是其教化理论的一块重要基石。《苟子》“化性起伪”之说较早将教化与性情联结起来。董仲舒和王充都指出教化所以能使人为善的原因是使其性情发生转变，这些都为孔颖达教化与性情说提供了理论依据。
1．论性情与教化
孔颖达《礼记·经解》认为《诗经》是“诗教”之书。孔子说“诗教”可使人“温柔敦厚”，孔颖达正义释此句云：“柔谓情性和柔。”《正义》认为教化的原理是改变人的性情，而教化的目的在使人由恶趋善，性情中和。《诗大序》“美教化，移风俗”一句孔颖达解释“风俗”即“民情”，说统治者为政应该调和人民的性情，使之“刚柔得中”。《正义》在具体释《诗》时也推崇“性情中和”，如解释《关雎》等诗旨在赞美后妃“性情中和”。“中和”即《诗大序》说的“发乎情，止乎礼”，要求人的性情必须符合“礼”的规范，这也是要求人民必须要遵循封建统治秩序。而“性情中和”的要求与“以礼制情”的思想都是来自于“情恶”的基础，这也源自苟子“以道制欲”、以礼制情及《礼记·乐记》“反情以和其志”思想。
《正义》强调了统治者对“民情”有引导作用：“君有善恶，民并从之。”所以要求统治者必须以身作则，自己推行善政以使人民变善。如《小雅-节南山》正义日：“汝在位君子，如行平易之政，使民恶怒之情去。言易可反复，何不行化以反之。”《正义》认为人民的恶怒之情是由统治者的无道而产生的，并非其本性，统治者也应该推行平和的政治以使人民复归本性。要复归的本性也即性情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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