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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边塞诗在晚唐的余韵与沉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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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5-26 11:22:2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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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烧罢闭重门。新成剑戟皆农器。旧着衣裳尽血痕。卷地朔风吹白骨，拄天青气泣幽魂。白怜长策无人问，羞戴儒冠傍塞垣”。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如同汉末“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阴森可怖的气氛。“杀成边将名，名著生灵灭”，将边将和百姓进行直观对比，冷静地剖析战争的意义。“新成剑戟皆农器，旧着衣裳尽血痕”是对战争破坏人们正常生活，迫使他们趋身锋镝、血染疆场的直接揭露和抨击，痛心疾首里透露出对和平的向往与期待。还有许多游边诗体现了这一共同特点，如于渍的《塞下曲》、姚鹄的《边游》、雍陶的《罢还边将》、丁棱的《塞下曲》等。四是晚唐还存在一些反映西南边陲和“南蛮”之间战事的边塞诗。从八世纪中叶开始，“南蛮”不断入寇，尤其在宣宗大中年间和懿宗咸通年间，唐与南诏之间的关系近乎破裂，战事连绵，西南川、滇、桂乃至湘、黔地带屡屡有“蛮民”的入侵或反叛，西南地区成为新的边塞。如《资治通鉴》载：“咸通二年春，懿宗诏发邕管及邻道兵，救南安，击南蛮”“四年三月，南蛮寇左右江，侵逼邕州”“五年…南诏帅群蛮近六万寇邕州…甫毕，蛮军合围”。 对于这段时期蛮汉战争之惨烈的记载，在晚唐樊绰的<蛮书>中有更加详细的描述：“咸通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蛮贼逼交州城，河蛮在苏历旧城置营，及分布贼众在排筏士仅二千余人……”“咸通四年正月三日，阵面上擒得扑子蛮拷问之，并不语，截其腕亦不声……”由此可见西南边患日益深重，自然蛮汉战争会引起一些晚唐诗人的注意而成为边塞诗的新题材。如雍陶《哀蜀人为南蛮俘虏五章》，将视点集中于蛮军夺掠汉家人口、蜀地边民大批沦为蛮人俘虏的现实，着重表现西南边防之脆弱与边塞人民之痛苦。“但见龙城还汉将，岂知佳丽属蛮兵”“此中剩寄思乡泪，南去应无水北流”“越骗城南无汉地，伤心从此便为蛮。冤声一恸悲风起，云暗青天日下山”……这些诗成为西南边地战乱生活的一组剪影，曲折寄托了诗人对朝廷无能的失望与悲凉。另外，马戴诗《蛮家》却从另一个侧面表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异域风情：“领得卖珠钱，还归铜柱边。看儿调小象，打鼓放新船。醉后眠神树，耕时语瘴烟。又逢衰蹇老，相问莫知年”，在我们面前真实地展现出一幅“蛮民”风俗画。如此直观地表现“蛮民”生活、把边塞主题从西北大漠移到西南“蛮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唐代边塞诗的充实与突破。
总之，边塞诗的主题发展，走过了从初、盛唐的颂战、尚战，中唐的怨战、厌战而至晚唐的休战、反战的全过程，其格调也由盛唐的明朗壮大、中唐的哀婉幽怨而变为晚唐的凄厉和沉痛。
二
晚唐边塞诗作为盛唐、中唐边塞诗的返照和余响，其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是明显不能和盛、中唐相提并论的。但作为边塞诗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也不能以忽略不计而简单待之。我们正可以分析它衰落的原因而总览唐代边塞诗完整的发展轨迹，以消除人们觉得它有始无终的困惑。
边塞诗在晚唐的衰落首先是江河日下的时代环境使然。唐王朝自从“安史之乱”遭受致命打击以后，在贞元、元和时期还保持过一段较长的“中兴”势头，这自然还能勾起中唐士人从军报国的边塞情结，引起边塞诗创作热情的高涨。如李益，清人沈德潜说：“从军十八载，五在兵间，故其为文，咸多军旅之思”，明人故应麟也说：“李君虞益生长西凉，负才尚气。流落戎旃，坎坷世故。所作之诗，悲壮怨转，乐人谱入声歌，至今颂之，令人凄断”。在贞元间他辑从军诗五十首，赠给友人卢景亮，可见其对边塞诗的倾心。然而时至晚唐，国势之溃乱一发不可收拾。长庆年间，河北三镇乱事蜂起，不久，延续近四十年的牛李党争又正式开锣，宦官专权发展到弑杀和擅自废立皇帝的严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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