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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贞。”《比》:“吉。原筮元(疑元下有亨字)永贞无咎。”《大有》:“元亨。”《随》:“元亨,利贞,无咎。”《蛊》:“元亨。”《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无妄》:“元亨,利贞。”《升》:“元亨。”《革》:“元亨、利贞,悔亡。”
“元夫”共见一处。如:《睽》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无咎。”
一般说来,语法成分是有限的,而这些成分形成的句式是无限的。但是,由于语言的社会性和同一种语言的继承性原则制约,同一句式在同一时代或先后时代被若干人共同使用却又是语言事实。一般认为处于同一句式语义相关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的同一位置语词之间,也往往有某种联系,可供我们探求词义。据此,我们说“元吉”之元,“元亨”之元,“元夫”之元当为同义。
首先,“元夫”当释为大夫。《礼记•王制》:“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孟子•万章篇下》:“元士受地视子男”。元士即上士。大夫称元夫,与上士称元士一样。上古常用元为大义以施之于人,故有“元子”之称。《书•召诰》:“有王虽小,元子哉!”便是证明。也有“元女”之称,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庸以元女太姬妃胡公。”有“元妃”之称。如《左传•隐公元年》前记:“惠公元妃孟子。”《竹书纪年》:“夏帝癸十四年而弃其元妃于洛。”有“元侯”之称,《国语•鲁语》:“元侯作师。”此外,还有“元舅”、“元老”之称,例均如上述。由此,大夫称元夫,也同此例。
其次,“元吉”当训为大吉。其证据见诸古籍。如《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之将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南蒯是鲁大夫季平子的费邑宰,他想要以费邑背叛鲁国,投降齐国,用《周易》占了一卦,遇到《坤》卦,第五爻由阴变阳,变成《比》卦。依筮法,这要看《坤》卦《六五》的爻辞来论断吉凶。所以南蒯引用“黄裳,元吉。”认为是大吉。从而训“元”为大。我们再从该爻辞的义理来看,也应训元为大。所谓“黄裳”即是黄色下衣。古人以黄为贵色。有《诗•绿衣》:“绿衣黄里”和“绿衣黄裳”为证。《易经》中则以黄为吉祥之色。本爻云:“黄裳元吉。”《噬嗑》六五云:“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离》六二:“黄离,元吉。”《遁》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解》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革》初九:“巩用黄牛之革。”《鼎》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以上诸卦爻,无一凶象,即是证明。由是可知黄裳为吉祥之服。以此取象,当为大吉。故“元”亦应训“大”。
若训“元”为始,则不合《易经》“元”之初义。所谓始,即是“最初”、“起头”之义,如训“元吉”为最初吉祥,最终吉凶则不可定矣,如占断之辞若是,那么,占得此爻与不占何以异?据此,元也应训“大”。
总之,元吉、元亨、元夫之“元”,均为“大”义,是可以肯定的。
由如上考释,我们可以得出从训诂的角度研究《易经》的3条基本原则:
(1)语言的社会性原则。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语言中每个词的意义都应由全社会的人们共同约定而成。“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见荀子《正名篇》)假如一部书的作者用的一个词,不是社会上的人们一般所接受的意义,那么读者就看不懂,语言在这里就失掉它的交际作用。“如果某个词只在一部书中具有某种意义,同时代的其他书并不使用这个意义,那么这种意义是可怀疑的。……如果我们所作的词义解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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