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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之唐宋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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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6-22 12:29:4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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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豪情澎湃”与杜甫的“热情满腔”了。
宋代是个重文抑武的社会，前代倍受压制的佛教在此时得以复兴。尤其禅宗吸收了儒道思想，在北宋中叶实现了儒、道、释三教合流而衍生的“新儒学”。加之遍及各地的书院，为新兴的平民阶层提供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就使得“新儒学”这一理学体系得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三教合一的思潮铸造了宋代士大夫迥异于前代文人的文化性格，他们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兼容，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人生的至高目标：摒弃唐人的张扬豪放，而采淡泊理智，趋向内敛柔弱。时代精神趋于内敛而非扩张，士人心理喜于深微澄净而非广阔跌宕，哲学的思辨风气便逐渐渗透进宋人文化精神之中了。以张载为代表的理学派，二程为代表的洛学派，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派，三苏为代表的蜀学派等纷起的学术流派对立分歧并长期处于交锋状态，激烈的论证必然成为了促进人们理性意识增强的推动力，从而造成身兼诗人的学问家文学思维与哲学思维的互动。反映在诗歌创作中，就突出表现为诗歌寓理，崇尚理趣风气的盛行，即严羽所批评的“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的现象。而反观盛唐时代，儒道释三教只是处于并行阶段，而非三者的融合，终唐之世，以佛教而言，仍只是一种异质文化，而唐代士人则是“包容异质文化而不失自己的主体文化”。因此，唐人诗歌所显现的便大多是对儒道精神的全面突现，正如我们研究杜甫总是与儒家思想挂钩，而论李白时则偏重对其自由奔放的道家精神作探讨。
2.3诗词功能的差异
诗歌是抒情的艺术，诗人的情性志趣借诗歌得以显现并感染读者。诗歌的这一传统功能从《诗经》开始一直延续到唐代。回视盛唐时期，整个文坛尽是诗家的天下，诗歌便自然而然充当起了“吟咏性情”的载体。而自宋代以后，宋诗吟咏性情的功能逐渐减弱，而多用于议论说理表现学问，主要缘于词这一文学样式的崛起。“词是更适抒委婉之情的一种形式”。章太炎在《国故论衡·辩诗》中如是说：“宋世诗势已尽，故其吟咏性情，多在燕乐。”此时的诗不再可歌，可歌的功能被词所代替。这就使得宋诗不得不向原属于文的功能靠拢。这可以从宋人的习惯称谓中看出，他们将“诗文”视为一体，屡屡并称，却绝少将“诗词”相提并论。对于诗和词的功能差异，吴熊和总结说：“宋人论诗文，务在言志载道；论词则以缘情绮靡为尚，有着两种标准、两种尺度。”词对于诗而言。其长短不齐的句式，婉转的音律，都更适合于表现那些缠绵深曲、迷离幽微的情绪。宋诗被剥离了言情的功能，加之理学家“重道轻文”、“以理抑情”文学观的盛行，“理”占了主导，“情”之内涵相对隐没，宋诗便具有了思想上的内涵性、丰富性与复杂性，从而推动诗歌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等方面达到了唐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综上所述，唐诗尚情，宋诗逐理，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审美风貌，既是二者师承对象的差异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使然，也是宋代所特有的政风及学术氛围共同作用的结果。诗分唐宋，情理各妙，正如清代蒋心余所谓：“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使我们得以在欣赏了诗歌的丰腴情辞之后，还能去体味充满理趣的审美特质。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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