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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红学考据:失去想像的文学—徐复观对文学史研究中考据学的检讨

时间:2010-7-10 11:12:53  来源:不详
许多研究者被邵博这一说法迷惑了。陈寅倍在《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中就说这是因为《长恨歌》系在白居易未任翰林学士以前所写的,不明白宫禁夜班是烧烛的情状。针对此一说法,徐复观说:“殊不知当时的富贵人家及游乐之地,已多是烧烛或挑灯,杜牧‘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即其证明。白居易作《长恨歌》时,早成进士,岂有连宫禁中烧烛的情形,也不知道。问题是在:明皇到底是烧烛或挑灯,不是考证上的问题,而是何者适于反映出明皇凄凉寂寞的情景间题。李白心中的愁,要求他说出‘白发三千丈’,他便说出‘白发三千丈’。在白居易对明皇因长恨而不能人睡的想像中,要求的是挑灯,他便说是挑灯。rr [ 131因为,从本质上说,文学“想像的合理性,不应当用推理、考证的眼光来加以衡量,而是要由想像中所含融的感情,与想像出来的情景,是否能够匀称得天衣无缝,来加以衡量的。何况今人在上床睡觉时,常喜光线强的电灯转换为红绿色的微弱灯光。何以见得明皇睡在床上时,不会不愿用强光的烧烛,而偏要用光线较弱的油灯呢?
    徐复观准确地抓握到文学中情感与艺术想像和真实的关系。强调艺术的核心在于人的感情,而感情之为感情是飘渺的,它是抽象的,往往难以用语言表述。感情只能诉诸于具体的艺术形象,艺术形象倾注了主体的感情,艺术形象诞生于艺术家的想像,艺术形象是想象的产物。可以说,文学的本质是想像,“科学地真实,是由科学家的发明而见;文学地真实,是由文学家的‘发见’而得。而发见的最大工具便是想像”。文学的创造离不开想像,虽然文学必须反映真实,但是文学的真实是一种心灵的真实,想像的真实,不是历史事件的真实。徐复观以为对文学的研究,对历史的研究必须要把握住此一点。对文学研究而言,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其艺术性,有关作者以及背景的考据应属于历史背景的研究,它对文学研究有所帮助,但并不是文学研究的核心。正如钱钟书所说:“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要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适这个意义上,我例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历史来得高明”。

    文学与历史当然存在互补关系,尤其中国文学中本来就有诗史的观念,历史文学或历史材料常常成为历史学家治史的旁证。陈寅悟《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对“诗史互证”的运用炉火纯青。事实上,徐复观对陈寅惜的史学成就十分钦佩,对同时代的学者,他在文章中很少有赞扬的,陈寅悟仿佛是一个例外。他说,“我常把我读《元白诗笺证稿》的经验告诉我的学生,鼓励他们去读,但没有一个学生能领悟到”。因为他在读该著作时,“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他却能看出问题;而且一经他道破,便感到的确是有问题。经他把问题提出后,又觉得‘人海茫茫’,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解决这问题的线索?但看来与问题并无关连的材料,经他一番分析、疏导后,居然引出了解答问题的线索,终于得出可以承认的结论。这对我的启发性太大了”。可见他承认陈寅格诗史互证具有很强学术价值的方法。

    但是他认为在此陈寅惜“诗史互证”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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