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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红学考据:失去想像的文学—徐复观对文学史研究中考据学的检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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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0 11:12: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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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者被邵博这一说法迷惑了。陈寅倍在《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中就说这是因为《长恨歌》系在白居易未任翰林学士以前所写的，不明白宫禁夜班是烧烛的情状。针对此一说法，徐复观说:“殊不知当时的富贵人家及游乐之地，已多是烧烛或挑灯，杜牧‘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即其证明。白居易作《长恨歌》时，早成进士，岂有连宫禁中烧烛的情形，也不知道。问题是在:明皇到底是烧烛或挑灯，不是考证上的问题，而是何者适于反映出明皇凄凉寂寞的情景间题。李白心中的愁，要求他说出‘白发三千丈’，他便说出‘白发三千丈’。在白居易对明皇因长恨而不能人睡的想像中，要求的是挑灯，他便说是挑灯。rr [ 131因为，从本质上说，文学“想像的合理性，不应当用推理、考证的眼光来加以衡量，而是要由想像中所含融的感情，与想像出来的情景，是否能够匀称得天衣无缝，来加以衡量的。何况今人在上床睡觉时，常喜光线强的电灯转换为红绿色的微弱灯光。何以见得明皇睡在床上时，不会不愿用强光的烧烛，而偏要用光线较弱的油灯呢?
徐复观准确地抓握到文学中情感与艺术想像和真实的关系。强调艺术的核心在于人的感情，而感情之为感情是飘渺的，它是抽象的，往往难以用语言表述。感情只能诉诸于具体的艺术形象，艺术形象倾注了主体的感情，艺术形象诞生于艺术家的想像，艺术形象是想象的产物。可以说，文学的本质是想像，“科学地真实，是由科学家的发明而见;文学地真实，是由文学家的‘发见’而得。而发见的最大工具便是想像”。文学的创造离不开想像，虽然文学必须反映真实，但是文学的真实是一种心灵的真实，想像的真实，不是历史事件的真实。徐复观以为对文学的研究，对历史的研究必须要把握住此一点。对文学研究而言，我们应该重视的是其艺术性，有关作者以及背景的考据应属于历史背景的研究，它对文学研究有所帮助，但并不是文学研究的核心。正如钱钟书所说:“我们愈加明白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要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适这个意义上，我例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历史来得高明”。
文学与历史当然存在互补关系，尤其中国文学中本来就有诗史的观念，历史文学或历史材料常常成为历史学家治史的旁证。陈寅悟《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对“诗史互证”的运用炉火纯青。事实上，徐复观对陈寅惜的史学成就十分钦佩，对同时代的学者，他在文章中很少有赞扬的，陈寅悟仿佛是一个例外。他说，“我常把我读《元白诗笺证稿》的经验告诉我的学生，鼓励他们去读，但没有一个学生能领悟到”。因为他在读该著作时，“我觉得没有问题的地方，他却能看出问题;而且一经他道破，便感到的确是有问题。经他把问题提出后，又觉得‘人海茫茫’，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解决这问题的线索?但看来与问题并无关连的材料，经他一番分析、疏导后，居然引出了解答问题的线索，终于得出可以承认的结论。这对我的启发性太大了”。可见他承认陈寅格诗史互证具有很强学术价值的方法。 但是他认为在此陈寅惜“诗史互证”的过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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