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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孟森与“诗史互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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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3 10:44: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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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其人长得极为优美，当时文人士大夫乃至达官贵人纷纷为之倾倒。《吴伟业任郎曲》云：“五陵年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宁失尚书期，恐见王郎迟。宁犯金吾夜，难得王郎暇。”即是对当时人们着迷王紫稼情状的描述。顾横波、董小宛是“秦淮八艳”中的人物，由名妓而为人侍妾。他们三人，虽然同上流社会有所往还，但都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不会有人为他们写传记、墓志铭、行状或神道碑之类的作品，而正史里更不会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对他们生平的考索，只有求之于私家笔记与文人的诗文集了。由于这一原因，在对王、董、顾这三人的生平考索中，盂心史广征诗文，“以诗证史”，为人们勾勒出了他们三人的生平大概。如《王紫稼考》一文，考稽王子稼生平与枷毙他的江南巡案李森先的事迹，其中，用来“证史”的诗歌之外的作品不计，仅被征引而用来“证史”的诗作，多达五十多首，而且主要是选自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这江左三大家的诗文集中。如果将此文征引“证史”的诗作扩大到江左三大家之外的诗文集，那么，用来“证史”的诗作想必数倍于已征引的了。可见，文人士大夫的诗文集中，有着极为丰富的史料，只是需要学者们广事搜讨、爬罗剔抉。孟心史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注意从文人士大夫的诗文集中发掘史料，让本是属于美学范畴的诗文之类的文学作品，成为历史的文献，担当起“证史”的学术功能。这一事实即已充分表明：孟心史突破了传统学术经史子集的“四部”观念，在他的意识中，经史之外的子、集两部，同样具有史的特质，同样具有异常珍贵的史料价值。换言之，一切文献皆为史。
由于突破了传统的四部观念，孟心史的学术研究中，史学之外，还兼及文学。而且，即使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孟心史也不忘对文学作出解释。清初顺治皇帝福临短暂的一生中，留下了不少谜团。长期以来，人们传说福临因伤悼董妃的天亡而到五台山出家。对此，孟心史特撰《清世祖出家考实》一文进行辨别，纠正了相沿以久的传统说法。《清世祖出家考实》一文，本来是研究、考辨清世祖顺治出家是否属实这一问题的，但是，孟心史在考史的过程中，却“以史证诗”，解释一些抒写清世祖去世前后的有关诗作。关于清世祖福临去世前后，清初文人用艺术的形式在诗作中有所表现。其中，尤以吴伟业诸诗最为世人所重。可是，吴伟业涉及清世祖的诸诗作，写得恍惚迷离，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事实上后人确实已产生了误解。如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这组诗，清末民初时的著名学者叶昌炽就认为其中“‘王母携双成，绛节云中来’，已暗含董字。末首‘长以兢业心，了彼清净理’，脱踪万乘，而又与同泰舍身者迥别。”(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在他看来，清世祖确实为情而出家，与三次舍身同泰寺而被臣子赎回的梁武帝是迥然有别的。叶昌炽不但相信诗中所用的典故(双成姓董——笔者案)暗含董姓是指董小宛，而且，还相信清世祖福临确实已出家。在《清世祖出家考》这篇论文中，孟心史先根据《康熙东华录》、曾为清世祖福临所奉事的禅师玉林的年谱，以及当时曾“守制禁中，凡二十七日”张宸(字青碉)的杂记等相关记载，考明清世祖确实是因出痘而病逝于宫中，因而清世祖顺治皇帝福临出家五台山的说法自然是不攻自破了。 在此基础上，孟心史继而对吴伟业涉及清世祖的诸诗进行了新的解释。孟心史指出：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这组诗“第一首先从五台山说起，而以金莲花叶同根映发，引起董妃，喻其承恩缱绻……中间敷陈董妃恩遇，后半忽插入乐极生哀之预言。”“第二首入董妃之薨，蟋蟀凉风，其时令本不似新秋七夕。妃薨之后，杂焚珍宝，即张青碉所记之小丢纸、大丢纸。其次言上意视小臣能助哀者有赏，否则获谴，用宋孝武殷贵妃丧，刘得愿、羊志等奉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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