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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孟森与“诗史互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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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3 10:44:4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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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哀哭事，颇讥世祖。据张青碉记，盖实有其事。”“第三首正叙清凉山灵境为仙佛所往来，宜为礼佛荐亡之地，既命高僧若道安者预备佛坛，忽托言天人传语，帝亦不得久留于人世。下即叙长安惨象，是世祖未出都而崩也。”“第四首用周穆、汉武帝王留情于内宠之事，以明礼佛之由来。”孟心史对吴伟业《清凉山赞佛诗》所作的笺释，援引史实，纠正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这首诗的误读。而吴伟业诗集中《七夕即事》这组诗，乾隆时的程穆衡(1702-1794)所作的笺注云：“顺治十七年七月，皇贵妃董氏薨逝，即端敬皇后也。是年，贵妃先丧皇子。此诗前三首志其入宫之事，末章为帝子伤逝。”孟心史认为：“程笺吴诗，以此笺为最谬。董妃死于八月十九，非七月。”他所持的根据是：所谓“即事”，应是即当日之事。可是，顺治十七年(1660)，吴伟业已离开京城好几年了，这年秋天，吴正在家闲居，八月到达无锡，并作有《庚子八月访同年吴永调于锡山》一诗。吴伟业是在顺治十三年(1656)因丁母忧回到故乡，以后再没有出来做官。顺治十七年的七夕，吴既不在京城，怎么能咏宫中七夕之事呢?如果是在家乡获得京中的来信，吴追咏当年的七夕之事，就不能说是即事了。所以，孟心史断定：《七夕即事》这组诗是顺治十三年七夕吴伟业在京城为官时的诗作，并不是程穆衡所说的作于顺治十七年。这是因为，董鄂妃是在顺治十三年八月被册封为贵妃，十二月晋皇贵妃。本来，清世祖福临拟于七月七日举行册封董鄂妃为贵妃的大典，但是，由于清世祖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在七月初夭亡，因而暂停册封大典。吴伟业的《七夕即事》歌咏的就是这一事。在陈述了这些理由之后，孟心史引录《东华录》顺治十三年器乐己酉“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薨，年十六”这一条记载，作为自己立说的佐证。吴伟业涉及清初宫廷时事诸作，语多隐微，非娴于清初史实及其文献者，很难获得的解。在对吴伟业《七夕即事》这组诗的笺释中，孟心史不但联系吴伟业的生平行实，辨明这组诗的创作时间，国正旧说，而且引述历史文献予以佐证，证据确凿，令人不得不折服。孟心史对吴伟业《七夕即事》这组诗所作的笺释，堪称是“以史证诗”的典范。
“以史证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孟心史不仅用来解释诗，而且，还将之扩展到解释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在孟心史的文学研究中，很有几篇是有关小说戏曲的，如《<西楼记>传奇考》、《馕了凡(斩蛟记)考》、《跋(聊斋志异·颠道人)》、《纪<周文襄公见鬼事>》等。在《颠道人》“异史氏曰”中，蒲松龄描写了一个“为人玩世不恭”的书生殷文屏，“着猪皮靴”，骑扁担，出席一次寿宴。殷生的这种打扮举止，被众人耻笑，而他却不以为意，“傲睨自若”。为何殷生的这种打扮举止被众人耻笑呢?孟心史根据道光年间倪鸿《桐阴清话》里记载的《秦淮旧院教坊规条碑》拓本中的条款“官妓之夫，绿巾绿带，着猪皮靴，出行路侧，至路心被挞勿论。老病不准乘舆马，跨一木，令二人肩之”，指出：殷生的打扮举止，不过是仿效行院中“官妓之夫”即俗称“乌龟”的装束举止而已。在当时的社会里，以一衣冠中人，装束举止如同行院中的“乌龟”，尽管能表现自己的玩世不恭情怀与滑稽之趣，但殷生却因此而受到了与席众人的讪笑。孟心史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十分正确地解释了蒲松龄在《颠道人》中“异史氏曰”中所作的这一属于名物制度的描写，为人们理解这一描写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孟心史其他诸篇关于小说戏曲的研究文章，或指明小说与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勾勒出具体的历史背景，如《袁了凡<斩蛟记>考》；或采集各种史料，就小说中出现的历史人物的生平，尽可能地一一钩稽出来，如《纪倜文襄公见鬼事>》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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