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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以文、学为批评一一以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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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6 11:08: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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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若论其开创之功以及对后世批评产生的影响，则不能不说是苏轼。其《评予美诗》云：
子美自比稷与契，人未必许也。然其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足称，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外尚有事在也。”
“诗外有事”的说法，严格说来似乎还停留在“以诗证事”的“实谓”层面，即囿于对“诗本事”的追求和探询；而对“诗本事”的关注固可以视为“诗史”传统的一斑，从《左传》甚至季札观乐即已肇其端；在左氏看来，史本来是“纪事载言”的，“寓褒贬惩善恶”的道德价值也只有在字里行间对“诗本事”的叙述里才能体现出来：但此处“诗外有事”亦未必不是苏轼以文为批评的自觉不自觉的实践。不过苏轼的以文论诗之法，首先看重的倒不是以“文”的章法结构等形式要件规范来衡量“诗史”、批评“诗史”，而是关注它作为“史(事)”的载体在道德方面的价值诉求，这与自宋以来柳开、王禹偶、欧阳修之论“道”一脉相承；不过事实上对“载”的重视，对诗之于“载”的重视，对杜诗“诗史”于“载”的重视。即是“文”的品格的诗化，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传统的“诗言志”说的反动。上引“诗外尚有事在”之谓。其实也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并不仅仅在“事”本身。
苏轼既然有心于“史”之“文”，又着意于“咏史诗”的创作，而且又注重多学科的会通化成，如其鼓吹的“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祠堂记》)，以及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三簿所画折枝二首之一》)之论，那么他在这里对美“诗本事”的探究实际上表明了他对：“诗”“史”会通与“诗史”批评的兴趣。换言之，即表示了他的以文为杜诗“诗史”批评的兴趣。所以他接着说：悲陈陶)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此房珀之败也．《唐书)作“陈涛邪”，不知孰是。时珀临败，犹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刑延恩促战，遂大败。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军，留待明年莫仓卒”。北征)诗云：“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此谓陈元礼也。元礼佐玄宗平内难，又从幸蜀，首建诛杨国忠之策．《洗兵马行)：“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此张镐也．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常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后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责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杀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仅仅因为“不知其姓名”，所以“可恨”如此，正表明苏轼的兴趣所在。故此他“以史证诗”的努力，不仅仅出自其诗学批评的兴趣，更在于他的“以文为诗”的学术背景。因为“以文为诗”不仅需要广博的视界和知识，更得有高人一等的学识和眼光才能发他人之未发。这自然也是宋人因为唐诗的压力而另寻蹊径的努力和自觉，如杨万里所谓：“近来别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关。”(《送彭元忠》)
但事实上苏轼的“以史证诗”式批评还不能说是十分自觉的实践；这大抵也是作为一种新鲜的诗学批评方式的“诗话”在发育期中的品格所局限的。如欧阳修所谓“集以资闲谈”(《六一诗话·自序》)。正如词的最初起来也只是“敢陈薄技，聊佐清欢”(欧阳修《采桑子词序》)一样。何况《东坡诗话》并不是自作，而是他集，其早期诗话型态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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