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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以文、学为批评一一以苏轼的杜诗“诗史”批评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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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6 11:08: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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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格自可窥探得到。如《书子美(忆昔)诗》说：
(忆昔)诗云：“关中小儿坏纪纲”，谓李辅国也。“张后不乐为上忙”，谓肃宗张皇后也．“为留猛士守未央”，谓郭子仪夺兵柄入宿卫也．正是章学诚所谓“论诗及事”的典型做法。不过他的“以史证诗”创论，既滥其觞，其后作者遂多有继作。如同张镐、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谓：“杜子美诗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值风云会，扶颠始知筹策良。’此谓张镐也。旧史载镐风仪伟岸，廓落有大志，好谈王霸大略，读子美诗，尚可想见其人。”则是发挥了苏说。至于说“旧史载镐风仪伟岸”云云，其实已经是“以史证诗”的自觉实践了。
苏轼“以史证诗”之法，固然是出于尊杜的日的，但毋宁说，苏轼之于杜诗“以史证诗”，其实是出于其一贯的学术背景。所谓“以学为诗”、“以文为诗”等，前提既然在他深厚的学养，则“以学为批评”、“以文为批评”亦如是。事实上，对“史”的关注本身就表明了他对“文”的兴趣所在。因为“史”终究是“文”，虽然与诗不无会通或交集，但它首先是作为“文”而具有它的赋性的。就此而言，以史证诗未必不是着眼于“义”的品格发散的，而以史证诗之法其实也可以称为以文论诗之法。 论题二：论杜诗的用事载人
如果说“以史证诗”标示的是苏轼“以文为批评”的学术好尚，那么，对杜诗之为“诗史”的用事载人的品格批评，则显然是以学为批评的努力和实践，以“学”的规范和要求作为诗歌批评的轨辙，专注在“学”的广阔视野与深厚积淀，甚至是各种不同学术类型的旁通、化成和联觉。
《东坡诗话·书子美黄四娘诗》云：
昔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以不朽。
苏轼以为杜诗之为“诗史”，当还有用事载人的功利目的。其言外之意其实不过是诗可以补史之不足、不载或者缺载。这自然是承认，作为艺术形式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承载了应该为史志所具备的“载人”功能。毫无疑问，这种思维模式来自苏轼“诗史”会通并殊途同归的学术背景，也就是他的以文、学为批评的理论视野。他是在实践中把史志的和诗的语言、逻辑甚审美爿惯作了很自然的串联和“通感(联觉)”。不仅如此，他在《美“自平”诗》中说：
杜子美诗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意，而妄者至以为唐时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中官吕太一叛于广南。杜诗盖云“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改丈字，鲜不为人所笑也。与其把这种认识归为苏轼一贯的“诗”“史”通感思维而实践所谓“以史证诗”，毋宁把它看作苏轼基于“诗”“史”的通感而意识到诗事实上取代甚至剥夺了史的志人载事功能。而这正见出苏轼的杜诗批评的出发乃在以学为论诗的前提，用杜甫自己的话说，即要求“读书破万卷”。
苏轼对杜诗的解读，以为诗本有史乘才有的找事志人的功能，并非渊源无自。孔子作《春秋》，后人即以为史的功能是“寓褒贬别善恶”，其中就着眼在“纪人记事”：司马迁所谓“究大人之际，成‘家之言”(《报任安书》)，所强调的还是史的“载人”功能。杜诗被誉为“诗史”，“诗”“史”两种思维模式的糅合贯通，其中自然包孕了对其诗作“史”的意义认同。而上引《书子美“自平”诗》中苏轼所发议论，“见书不广而以意改文字，鲜不为人所笑也”，似乎标榜了苏轼于诗学的另类兴趣或者学术思维惯性，所谓“以才学为批评”，于此可见其端。
因注蘑学识的广博、知识积累的丰富以及视界的开阔，并把它化为切实的议论，苏轼才似乎有些肆无忌惮地“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李清照《论词》对苏轼等人的批评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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