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试析一篇《锦瑟》解人难——李商隐诗歌解读问题新证 |
 |
时间：2010-7-17 11:42:02 来源：不详
|
|
|
年谱》中首创之观点。在20世纪上半叶，首先得到了岑仲勉的支持，岑氏在《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导言》中也认为，“商隐非党”，“商隐二年书判拔萃，官止正九品下阶之秘书正字，无关政局，何党之可言?”其“择婚王氏，就幕泾原，情也，亦势也。”20世纪50年代以后，此说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响应。但是，各人的说法仍有小异。有人认为李商隐主观上无心介入党争，如谢无量在《再论李义山的诗》中认为，李商隐“并不注意于党派”。李清士的《李商隐与令狐父子》也认为李商隐对人的态度，是只重品行，不问党派，令狐绚的性格和作风与他是气味不相投的人。针对有人说李商隐舍牛党就李党是良禽择木的意思，作者指出对此事不必用朋党局限，还是说择主而事较妥。有人认为，李商隐虽然主观上并不想介入党争，但其客观上已经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因而成为无辜牺牲品。如马茂元在《李商隐和他的政治诗》一文中，就对过去人们所认为的李商隐出入两党，是“背家恩，放利偷合”的看法进行反驳，提出“李商隐是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而成为被牺牲的小人物”。稍后，柳文英在《谈李商隐的风貌》中也认为李商隐是晚唐官僚集团内部矛盾斗争中不幸的牺牲者，但是该文又指出，李商隐和牛李党争实在并没有什么关系。
3．出入两党说。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认为李商隐“本应始终属于牛党”，“乃忽结婚于李党之王氏”，“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斯义山所以虽秉绝代之才，复经出入牛李之党，而终于锦瑟年华惘然梦觉者欤!”陈贻掀在《关于李商隐》中也认为，前人或要求李商隐忠于某一封建主子以致富贵，并根据这一观点去责备他“放利偷合”、“诡薄无行”，或惋惜他未能飞黄腾达，都是不正确的。同样，陈伯海《略论李商隐的政治诗》也认为，“李商隐确有依违于牛李两党某些成员之间以求取得提挈的表现，这一点比之屈原、李白的劲节傲骨，是大有逊色的。”
然而，无论李商隐是否与党争本身有关，这一阶段坎坷不平的人生历程，漂泊无定的生涯，都使诗人后期的诗风变化更为多样，诗境也日趋老成，促使诗人的创作向纵深发展，这一点笔者认为是可以肯定的。从诗歌题材上看，李诗比前期更宽广，包括感时、抒怀、言情、赠答、行旅、田园、咏史、咏物许多方面。诗中感情也更为沉郁，表达愈加婉曲，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境界，代表作如《安定城楼》、《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赠刘司户黄》、《哭刘黄》。另一方面，消极颓废的思想和绮靡哀艳的诗作也有所发展，如《镜槛》、《曲池》、《县中恼饮席》、《花下醉》等。正如清代屈复在《玉溪生诗意》中评价李商隐后期诗歌风格转变时说：“玉溪生以绝世鲜艳之才，终老幕职，晨出暮入，簿书无暇，与嫁贵婿、负香衾何异?其怨也宜。”
要正确解读李商隐诗歌，我们还必须正确对待李诗的象征、比托手法，防止穿凿附会式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鉴赏。过去一些研究者，因为误解了“楚雨含情皆有托”的含意，在并无确凿论据可以说明诗篇本事或创作动机的情况下，先人为主，用一些断章取义的史料，进行考证，使对李商隐诗歌的理解支离破碎，流于肤浅。特别是以“无题”为题的爱情诗，更成为他们“猜诗谜”的对象。如清初朱鹤龄，几乎把所有“无题”都说成是“美人香草”的“忠愤”之情的寄托(参阅朱鹤龄《李义山诗集笺注序》)，对于李自伤坎坷的诗篇，则又认为它们几乎处处与令狐绚有关。继之有冯浩、程梦星以至近代的张采田、孟森等人，大体也都沿袭了这一种研究方法。
为了纠正这一偏差，我们必须尊重客观存在的艺术形象。李商隐的优秀诗篇往往是以比兴为主。如名篇《锦瑟》虽然运用了蝴蝶、杜鹃、沧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