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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一篇《锦瑟》解人难——李商隐诗歌解读问题新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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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17 11:42:0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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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珠、蓝田暖玉等一系列空蒙绰约的图景作为比托，很有点恍惚其辞。但如果我们抓住古人的所谓“诗眼”，掌握作为全诗的总领“思华年”这一关键进行分析，那么诗人通过回忆生平，抒写其家国和身世之伤，尤其是抱负未展的悲慨，这一底蕴就昭然若揭了。 关于《锦瑟》的解读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恋情说。如清屈复在《玉溪生诗意》中将其定为“男女慕悦之词”；二是悼亡说。如清姚莹的《论诗绝句》中云：“《锦瑟》分明是悼亡，后人枉自费平章。”三是伤唐室残破说。如岑仲勉在隋唐史》中说：“余颇疑此诗是伤唐室之残破，与恋爱无关。”四是自伤身世或自叙平生说。如张采田在《李义山诗辨正》中以“悼亡诗定论”，而其《玉溪生年谱会笺》则直视诸家为臆说，又提出“自伤身世说”，并强调：“斯真定论”。此外，还有听瑟曲说、回顾生平兼编集自序说、不可知说等等。上述说法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撇开总纲不管，而只是孤立地、繁琐地去考辨其颈、腹两联，典用“庄生”，则必指鼓盆而歌，事涉“望帝”，则必指唐帝失国，这样的猜断、臆想式的研究，就难免无根无据了。
对这类诗我们不必看得太死。作为抒情诗的美感内容，本来就包含多种方面、多个层次，因而人们在鉴赏时，也必然各有所侧重，各有其接近作者美感核心的渠道。由于如此，读者鉴赏时再现的境界，有可能和作者基本相同，但也有可能较多地超过和有异于作者的意象。这说明“味外之旨”(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愈为丰富的诗歌，给读者想象的天地就愈加广阔。李商隐的诗，有些确是过分晦涩，有的甚至成了千古诗谜，犯了钟嵘说的“意深则词踬”(《诗品序》)的毛病。但像上举的《无题》，由于其比兴而兼赋体，所以尽管意象比较空灵，而读者对其解释也不无出入，但因为感情脉络清晰，人们完全有可能在大体一致的共鸣的基础上，进行各自不同的玩味。对于这种“幽咽迷离”(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的作品，清人屈复说得有意思：“凡诗有所寄托，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知其有寄托而已。若必求其何事何人以实之，则凿矣。今但就诗论诗，不敢牵扯。”(《玉溪生诗意凡例》)用这一态度研究李诗，笔者以为是可取的。
解读李商隐的诗歌，还必须摸清诗人的创作个性。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地了解他的每一首诗的意境、韵味。清人赵执信说：“诗之中须有人在。”(‘谈龙录》)只有真正了解诗人的个性，才能深刻领会诗人的风格。李商隐的创作个性是比较复杂的，其诗歌风格的深微也正是源于他的复杂的创作个性。他善于汲取前代诗人之长，继承了杜甫的“转益多师”的文艺主张，极力反对“偏巧”，提倡“兼材”。李商隐《献侍郎巨鹿公启》评论唐代诗歌说：“我朝以来，此道尤盛，皆陷于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则尚于枯槁寂寞之句；攀鳞附翼，则先于骄奢艳佚之篇；推李、杜则怨刺居多，效沈、宋则绮靡为甚。”表达了他要求兼通众制，不拘一格的观点。李商隐早年亦习古文，但对“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的传统说法很反感，他在《上崔华州书》中认为“道”并不是周公、孔子所“独能”，因而主张“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这显然是对古文家道统与文统观念的否定。在《献相国京兆公启》中，李商隐提出：“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认为真正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必通“性灵”，作家的客观环境不同，“性灵”不同，所以在作品中的反映，也就“阴阳惨舒，其途不一；安乐哀思，其源数千”。“不一”和“数千”，都说明李商隐看到了真正具有创作个性的诗文，都是能抒发作者的独特“性灵”的，同时也应该是撷取众长的“兼材”，而不应陷于“偏巧”。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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