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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从《李潮八分小篆歌》看杜甫的美学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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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5 11:32: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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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与这种时代潮流显得大相径庭。杜甫并不仅仅将他的这种艺术追求表现在评论当中，更将其贯穿在他的诗歌创作里面。杜诗“瘦劲”的特色已为许多读者所熟知；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在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出现以肥腴为美的艺术新变的时候，杜甫的诗歌创作却反其道而行之，愈加趋向于对瘦硬之美的追求。马茂元先生《唐诗选》评论杜甫作于唐肃宗乾元二年(759)的《秦州杂诗》说：
《秦州杂诗》是老杜五律由雄劲向瘦劲化的一个标志。其在艺术上多表现
为锤词坚凝，音调峭拔，形象孤高，气象萧索。以后宋人多向此一路开拓。然而杜诗不同于宋诗者在于这种瘦劲是雄劲的变成，是以劲为主，兼含瘦态，所以有宽大苍茫的气象、深厚的内在力量，而无后来宋诗派许多作品那种片面尚瘦，以至桔槁滞涩的弊病。
《李潮八分小篆歌》之所谓“瘦硬通神”，即非纤弱枯槁或瘦而无力、瘦而无神，而是瘦而能劲之意。杜甫的很多古、近体作品，的确善于通过语句、音调的融冶锤炼，使深沉博大的思想内容和内心情感凝聚、郁积在字里行间，引而不发，从而呈现出音情顿挫，骨力铮铮、气韵沉雄的艺术风貌。
《李潮八分小篆歌》云：“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王嗣夷《杜臆》解释说：“大小二篆与八分犹未失古意，若草书则非古矣，雄壮何足取!”所谓“古”与“非古”究竟是何含义，以及在杜甫看来，大小二篆、八分与草书究竟区别何在，王氏的解释似乎并没有将其中的曲折之处揭示出来，未能厌切人心。
我们认为，杜甫的诗句说明草书这种书体的兴起时间较大篆、小篆和八分为晚，因此不免在美学水准上要逊色，这才是所谓“非古空雄壮”的关键。张旭是盛唐时期最负盛名的草书家，这里贬低张旭的草书，目的当然在抬高李潮小篆和八分的地位；这层衬托无疑是通过“书法创作艺术价值的高下决定于书体兴起时代的早晚”这种潜在的标准来实现的。杜甫意在称许李潮书作的高古意趣，同时也自然而然地说明了他本人欣赏艺术作品之时究心所在；然而诗中所持的衡量标准，却未必出自杜甫的真心。这不过是诗人弄巧，我们似乎不宜胶柱鼓瑟。个中委曲，这里需要略作阐说。
据唐代张怀瑾《书断》，今草始于后汉张芝(伯英)。一种书体，当然很难说由某一个人独自创造硪国古代大部分书论在涉及到书体起源问题的时候，却往往都认为一种书体乃是出自一人之手，这是一个传统。就文字发展历史的实际情况看，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但时间上大体不会出现较大的偏差。今草的产生时代确实较小篆及八分为晚，然而何以产生时代稍晚者就要在美学水准上逊色呢?就这一点讲，书论家张怀瑾有若干富有启发性的议论。《书断》卷中说：
虽帝王质文，世有损益，终以文代质，渐就浇漓，则三皇结绳，五帝画象，三王肉刑，斯可况也。古文可为上古，大篆为中古，小篆为下古。三古谓实，草隶为华。妙极于华者羲、献，精穷于实者籀、斯。
张怀瑾意在说明，从古文、大小篆到草、隶，是一个“以文代质，渐就浇漓”的过程。他在《书估》中讲得更为具体： 文质相沿，立其三估。贵贱殊品，置其五等。三估者，篆、籀为上估，钟、张为中估，羲、献为下估。上估但有其象，盖无其迹。中估乃旷世奇迹，可贵可重，有购求者，宜悬之千金，或时不尚书，薰莸同器，假如委诸衢路，犹可字赏千金，其杜度、崔瑗，可与伯英价等。然志乃尤古，力亦微大，惟妍媚不逮于张芝。卫罐可与张芝为弟，索靖则雄逸过之。且如右军真书妙板，又人间切须，是以价齐中估。古远稀世，非无降差，崔、张玉也，逸少金也，大贾则贵其玉，小商乃重其金。肤浅之人，多任其耳。
在此，他进一步将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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