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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从《李潮八分小篆歌》看杜甫的美学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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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11-15 11:32: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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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体兴起的早晚与书家生活年代的先后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作为区分书法作品美学价值高下的标准。至于为什么这样做，他解释原因说：
大凡虽则同科，物稀则贵；今妍古雅，渐次陵夷；自汉及今，降杀百等；贵远贱近，淳漓之谓也。
这几段议论，大体根柢在质文递变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自古及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经历了一个由质到文、由实到华的发展过程。在《书估》中，张怀瑾将古代书家名迹区分为“三估”、“五等”，大凡书体兴起年代久远、书法家生活时代稍早的为上品，反之则人下品，艺术品格与时间因素紧紧联系在一起。崇质尚实、贱文黜华，根源都在于“贵远贱近”，所谓“陵夷”、“降杀”云云，皆是此意。
南朝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说：
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
同篇中又说道：
摧而论之，则黄唐纯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
刘勰与张怀瑶虽然一论文学，一谈书法，两者似乎声气相通。为什么会有一个由质到文、由实到华的渐变过程呢?刘勰对其中的原因则有另一番解释。在刘勰看来，这是由历代作者取法和学习的对象所决定的。如果只师从当今，而不能取法高古，则难免在艺术品味上每况愈下，所谓“竞今疏古，风末气衰”是也。刘勰自然并不反对新变，革新的东西与旧有的东西并没有高下之分，关键在于“变”的同时，能否有“通”。“变”而能“通”，革新与传统并举，革新由传统中出，方能与时俱进，变而弥高；否则不过是自取“末”、“衰”之道罢了，是为刘勰所不取。范文澜先生认为刘勰的话意在说明“文章须顺自然，不可过重模拟。盖因袭之弊，必至躯壳仅存，真意丧失，后世一切虚伪涂饰之文，皆由此道而生者也。”过重模拟容易导致陈陈相因，反对过分模拟的确是刘勰话中应有之义，然而机械模拟、转相因袭的病原实在于知今而不知古，故而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札记·通变篇》中说：
彦和此篇，既以通变为旨，而章内乃历举古人转相因袭之文，可知通变之道，惟在师古，所谓变者，变世俗之文，非变古昔之法也……彦和云：夸张声貌，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明古有善作，虽工变者不能越其范围，知此，则通变之为复古，更无疑义矣。
我们对这里所谓“师古”、“复古”需要辨证地理解，它不是抱残守缺、窘步相仍，而是古为今用、参酌扬弃的意思，这正是“通”的主旨所在。将范、黄二位先生的解释合观，就更容易理解刘勰所谓“资故实、酌新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的古今会通之意。
比较起来，张怀瑾与刘勰的主张虽然看似相近，实则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刘勰对于继承与创新关系的辨证理解，显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较之张怀瑾单纯以时代早晚区分艺术价值高下的观念要进步得多。
“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表面看起来，杜甫的艺术史观与张怀瑾《书估》中的论调一脉相承，大有“艺术倒退”观念的嫌疑。难道杜甫确实要否定张旭的草书吗?恐怕事实并非如此。他在《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诗中曾经称赞张旭的草书“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他还曾经称赞张彪说“草书何太古，诗兴不无神”(《寄张十二山人彪三十韵》)，可见杜甫并没有贬低张旭，更谈不上轻视草书，他反而特别褒扬其草书作品之“古”。杜甫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贬低张旭草书，当属有意而为，目的在反衬李潮小篆、八分之高古。杜甫所真正重视的东西，是由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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