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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汉赋女性角色的文化意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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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1-11-30 13:48: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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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其次，对于作赋的这些言语侍从们来说，各种典礼、宴飨活动也是他们政治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经历，例如扬雄《甘泉赋》、张衡《东京赋》中所记的郊祀礼；班固《东都赋》中天子春天所行“元会礼”；杜笃《祓禊赋》中所记载的除灾祛邪的风俗等，因此汉赋中记录这一类活动内容的篇目也就不在少数，其中华丽的乐舞表演和美丽的舞女们才得以在赋家笔下保存至今。赋家的这种文学侍从地位在东汉后期由于政治秩序的破坏而地位下降，赋体文学开始走向比较单纯的文人个体化创作，因此那些生活在作家身边的美女就成为描写的主要对象。所以说汉赋作家对于女性角色审视的焦点与盲区，正是他们的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局限带给他们的，而这一现象恰好与汉乐府文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正好可以说明，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其二，两汉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价值定位：德、言、容、功，与赋作家们在作品中所乐于表现的形象相比较而言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一个是基于现实的伦理的层面，一个则是基于超现实的审美的层面，表现出两汉士大夫们对于女性性别的文学审美取向与社会价值取向之间的矛盾。他们对于女性角色的概括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看可以说是非现实的、理想化的和有缺失的。赋体文学作品中的女性角色，首先就年龄的描写而言，神女、舞女、美女，无一例外正处于青春撩人的年龄阶段，这是赋家判定女性美的首要标准，女神更是永远不会衰老。
其三，神女、舞女哪一个不是美女呢?因此对于她们的容貌、服饰的描写都让我们领略到了无比的华丽和鲜艳，至少在作家的眼中达到了令他本人之所以倾情的程度。而神女的形象则永远是美得令人神往而又不可企及的虚幻之像。赋家的现实伦理价值观与文学审美价值观在东汉中后期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整合趋势，即伦理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结合，将前期单独书写女性的外在美转而落实在二者的结合上。自张衡、蔡邕开始，其后阮璃、繁钦、陈琳、应场等涉及女性文学角色的赋作中，“淑女”一词的出现频率非常高，其具体所指都一致直指女性的善良性格和纯洁的品质。以阮瑀的《止欲赋》为例：“执妙年之方盛，性聪惠以和良。窠纯洁之明节，后申礼以自防。重行义以轻身，志高尚乎贞姜。”贞姜作为美与贞的完美结合出现在作品中，对女性品性的贞洁要求渐趋明朗，赋家的女性审美观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转折。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是赋作家们这时已逐渐地脱离开言语侍从的政治地位，进入较为纯粹的文学活动中，他们笔下的女性角色也就从神坛、宫殿走入个人的现实生活，对于女性的普世伦理要求逐渐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儒学在现实层面的深化，对于女性行为规范的要求也更加具体，自西汉刘向作《列女传》以来，东汉杜笃和班昭各作《女戒》一篇，东汉后期蔡邕又作《女训》一篇，从这一系列[注: 一系列 拼音： 解释： 1.犹言一连串。-yixilie]有关女性教化的文章(虽然有的已佚)的不断出现便可看到，针对女性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念，不断被提升到更加突显的位置，东汉末期赋体文学女性角色中伦理观与审美观的渐趋一致便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作为主流文学的赋体，无论从创作的意图，还是创作的内容上，都决定了它不会将女性作为独立的写作对象进行描写，然而，现实生活中又处处会留下她们的身影，因此，作品中对于女性的现实生活状况多多少少总会有所反映。两汉赋作为我们展现的女性文学角色虽然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是毕竟为我们研究汉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参考文献]
刘勰，文心雕龙[M].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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