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明的民族国家属性。但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缺席影响了史家的视野，也失真了中国文学史的本来面貌。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传统“中国”观念影响，二是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意识的缺失以及文学史研究中整体文学史观的残缺。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立，对写出真正意义的中国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朝戈金的《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三题》[4]指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不仅是文学史撰写的指导原则，更是一种阐释中国各民族文学互动发展历程的新视角。少数民族文学中很大一部分为民间口传文学，它与文人的书面创作形成互动的关系，不应该处于中国文学史之外。对于文学现象和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应该在地方性知识和普适性学理之间营造出具有张力的认识论域。扎拉嘎的《20世纪哲学转向与多民族文学史观问题》[5]更是从哲学的高度，分析了20世纪人类思想的重要变化：从历史领先原则向相互作用原则的转变。这种转变反映在辩证法领域，则是黑格尔对立统一原则受到质疑和挑战并提出平行统一的概念。这一个概念用之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时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同时对于国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和文学的平行本质比较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专栏设立三期以来刊发的10篇文章集众家之所思，从重写文学史到重构文学史观，从书面文学到口头文学，从文学书写到哲理探索，一步一步将“多民族文学史观”的话题引向深入。同时，《文艺报》[6]、《民族文学》[7]、《中国民族》[8]等报刊也发起了相关讨论。
2007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西南民族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与文化多样性学术研讨——第四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举行。与会专家就“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构与思考”、“文化多样性守望与少数民族文学功能”、“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学理阐释”、“多民族文学史观维系下的民族母语写作”、“西南各民族的文化生态与书写及‘藏彝走廊’文学叙事研究”做了专题讨论，尤其是对“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展开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深度讨论，基本达成共识：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意义在于完善我们的知识结构、补充我们的历史书写、提升我们的学术基点、丰富我们的科学理念。就整个民族文学研究事业而言，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建立，当被视作最重要的学术理论建设之一。中国文学研究界只有普遍接受和具备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才能真正开辟有效协调国内多民族文学关系的科学局面。
（二）理论推进：宏观视野和学科反思
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也并非拘囿于自己的研究圈子中，要有更宽阔的研究视野。杨义自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以来一直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今年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方法论问题》[9]、《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纲目》[10]等文章中，他从方法论着手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大文学观。中国文学地图之重绘是在对汉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以及它们的相互联系进行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其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就是“一纲三目四境”。大文学观即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之纲，三目为：时空结构——在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发展动力体系——在中心动力上强化边缘动力；精神文化深度——从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四境乃是以一纲三目加以贯穿的四个学科分支或学科交叉领域，即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这种纲、目、境的充分展开，也许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以往文学史常以汉族文学史充当中国文学史的局面。
扎拉嘎、汤晓青的《实践与理论并进——中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