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文学和族别文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相对势单力薄的少数民族文学。戴宇立的《鄂西南少数民族获奖作品的文化解读》[35]、《鄂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现代化历程》[36]以及杜李的《浅论中国鄂西南散文化话语的精神特质与艺术建构》[37]探讨鄂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鄂西南独特的民族地域文化，成为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超越民族地区文化的现值，积极参与全球化语境下时代精神的建构民族性与现代性交互渗透的跨文化写作，应该成为鄂西南民族文学延续民族文化精神的最佳选择。刘大先的《“西部文学”的发现与敞亮》[38]指出本世纪以来，“西部文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阶段，与资本、权力和意识形态体系形成种种互文关系。“西部文学”包含了多层面、多向度、多级差的地理、民族、宗教、生活方式、文学想象内涵，它的敞亮有待于对其进行细致地分割与剖析，而考察西部文学中所体现的地区体验和民族文化积淀，以及它对不同群落、民族、阶层、性别、信仰的人们的意义是研究者应该关注的重点。梁明的《回顾与展望———新时期红河少数民族文学探微》[39]对红河新时期近30年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行了梳理和探析，对其特性和发展路向以及如何走出困顿蛰伏状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精到的分析。

姚新勇的《“家园”的重构与突围(上)——转型期彝族现代诗派论之一》[40]认为成型于80年代中期并一直活跃于今天的彝族现代诗派以其重返彝族传统文化的写作追求，形成了整体性的彝族现代诗歌家园的基础意象结构和基本诗歌品质；在此建构的进程中，表现出了巨大的困惑、焦虑以至于毁灭的冲动。彝族现代诗派的写作，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当代彝族汉语诗歌的水平，同时也与汉语新诗形成了丰富复杂的反叛、承继及重建的关系。徐其超的《谈和谐文化建设与民族文学繁荣——以凉山彝族文化诗派为例》[41]同样论述凉山彝族汉语诗歌创作群体，但他将他们界定为凉山彝族文化诗派。他们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感，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致力于民族文化精神的现代重构和民族诗歌的审美重构，已形成相当卓异的风格特征。赛娜·艾斯别克的《觉醒与嬗变——新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及趋势》[42]指出当我们把新疆少数民族文学投放到整个中国文学乃至全球性语境，就会发现它依然处于边缘，处在现代与传统、主流与边缘的夹缝中。缺少超越民族界限、超越时代的气度。作家应该以悲天悯人的大智慧、大爱心去观察关爱社会人生，从不同命运遭遇的个人身上看到人性的喜与悲，并以此呼唤人的良知，从而满足更大层面读者的审美需求。方忠、王志彬的《论台湾原住民文学对族群文化的建构》[43]认为是原住民族群文化的黄昏处境引起了原住民知识分子的高度警觉。为拯救濒临消亡的族群文化，不断成长中的台湾原住民文学自觉地进行抗争，在文学场域中坚守族群文化的主体地位，找寻和重构失落的族群文化。

吾尔买提江·阿不都热合曼的《中国乌孜别克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44]、赵德文的《论哈尼族当代诗人的诗歌创作》[45]、杨炳忠的《仫佬族文化与仫佬族文学》[46]、陈立浩的《黎族文学试论》[47]等不同族别文学的研究文章也给我们带来了相对陌生的一些民族的文学创作和研究讯息，有助于我们加强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研究评论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研究，完善少数民族文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

（五）文学评奖及其他文学活动

今年各民族地区以及作协、文联等单位举办了各种类型的文学评奖及其他类型的文学活动，为繁荣少数民族文学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工作。

1月19-20日，第四次仫佬族文学研讨会在广西召开，对仫佬族文学的特色、成功的经验、发展的方向和民族文化研究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5月29日上午，由中国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和国家民委民族团结杂志社（《中国民族》）联合举办的旨在培养少数民族文学新人、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促进和谐文化建设的“全国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研讨班”，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幕。此次研讨班邀请到了来自普米族、裕固族、毛南族、乌兹别克族等人口较少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共35个民族的42位代表作家，研讨班邀请在京著名作家、评论家和专家学者进行了专题讲座和授课指导，

6月6日，由内蒙古自治区作家协会、内蒙古部尔多斯市文联和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鄂尔多斯小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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