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建构与反思也达到一定的深度。刘大先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之检省》[12]对既有的学科建构提出疑义，认为当代语境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并非是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具有鲜明的“国家性”和“当代性”。对少数民族文学学科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的领域、范畴、对象、理念和方法，理清那些对于少数民族文学习焉不察的错觉和由来已久渐呈僵化的析解。文中还提出了“多元共生”的文化理念作为对“多元一体”的补充，突破既有的规范和界限，对被挤压和放逐在边缘的少数民族文学加以兼容，从而提供开拓少数民族文学独特发展空间的契机。李楠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简析》[13]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做了详尽的梳理，厘清了各方争议的焦点，提出将作品的民族性作为界定其民族归属的必要条件，而把作品的语言和作者族别看作充分条件。齐亚敏，杨志强的《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元化发展》[14]从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整体状况出发，分别从民族性、世界性以及市场性三个角度分析了少数民族文学近年的发展倾向，同时也探讨了少数民族文学在这种多元共生的环境中如何确认自身的文化定位问题。李庆雯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走向》[15]认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承担对民族文化正确解读时，应该构建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应该具有一种人文精神和开放、现代的学术品格，应该追求自己独立的文学理论精神，这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改变其边缘状态的必由之路。张杰《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学理论比较之商榷》[16]提出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与汉民族文艺理论的二元对立理论今日看来已经不合时宜，尤其是在人性精神和文艺功能两方面存在很多偏颇。希望少数民族文论研究能够走出过去大而化之的空泛比较，走出为自己“正名”的初步阶段，适当借鉴晚近阐释人类学的成果，比如其“深描法”，以文本为基本立足点，访寻其产生的文化场域，结合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研究成果和理论，探讨文论产生、发展和流变的过程，并在时代精神的观照下赋予其新的阐释。马绍玺的《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从“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域出发，结合文化访谈、文本细读邓方法，对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进行了多方面的文化学解读。

（三）作品评论：丰富的个案研究和开阔的研究视野

老舍、沈从文、萧乾、端木蕻良等具有少数民族身分的现代名家以及玛拉沁夫、吉狄马加、阿来、张承志、叶广芩、石舒清等已在评论界获得声名的当代作家依然占据了大部分的研究资源，但研究角度和视野则更为开阔。

关于老舍的民族身分认同与表述，关纪新的《满族伦理观念赋予老舍作品的精神烙印》[17]指出老舍道德观念的起点带有满族古典伦理色彩，既有值得尊重的地方，也存在着一定的保守性，但他不是个固守旧有道德元点的人。他苦心孤诣寻觅新的民族道德型范，留下了各式各样的道德启示录。他在作品中发出强烈的道德呼唤，其价值迟早会被人们相当理性地重新认识与捡拾。舒乙的《老舍和少数民族文学》[18]认为满族贫民的出身对老舍日后的生活、文学创作的倾向和整个人生观都有决定的作用。他早、中期的作品中，许多主人公是“隐蔽的”旗人，被文学史研究者称之为“隐式满族文学”。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正红旗下》是他首次全面反映满族人在清末时的全景式生活的作品，堪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的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硕果。王学振的《老舍的民族身份与文学创作——以〈正红旗下〉为中心的考察》[19]着重分析了老舍的文学创作在题材、风格、语言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满族文化特质。

关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活动的阐释，任葆华的《文学疗治：沈从文小说文化意义的别一种解读》[20]以文学的心理治疗功能为出发点论述沈从文利用文学的心理治疗功能进行自我疗救，并在完成疗救自我的同时，实现了由一名患者到现代社会人性治疗者的角色转换。这种角色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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