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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度史诗研究综述

时间:2009-9-8 17:37:47  来源:不详
演唱传统与《格萨尔》史诗演唱传统的特点,认为北部游牧部落的民歌传统更接近史诗的演唱特点,而且这种接近看起来与史诗最早传承的部落文化有密切关系。丹曲《论藏传佛教寺院在传播<格萨尔>中的作用——达那寺及其格萨尔文物馆藏》[2]则把寺院作为一个重要的传播者加以研究,作者认为不仅佛教思想在《格萨尔》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同时藏传佛教寺院对《格萨尔》的保护和传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以达那寺为例,就藏传佛教寺院在史诗传播中所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展开讨论。作者认为,在史诗的流传过程中,藏传佛教寺院发挥了传唱、收藏、撰写、研究、收集格萨尔文物等重要的作用。徐斌的《格萨尔史诗图像在仪式中的使用及其文化认识》[3]重点研究了史诗演述方式及其仪式语境。

《格萨尔》史诗文本类型和传承类型的形成,与西藏社会文化的发展紧密相关,是藏族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产物。韩伟《<格萨尔>史诗原型的独特内涵》[4]借鉴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分析《格萨尔》史诗文本的原型。他的《<格萨尔>母题研究》[5]、《<格萨尔>史诗原始特征》[6]、《<格萨尔>史诗幻变母题研究》[7]等篇,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西方史诗或故事类型学理论,展开了对《格萨尔》史诗的文本类型分析。马都尕吉《论<格萨尔>的程式化结构特点及其传承规律》[8]应用口头诗学中“程式”和“主题”概念,以《格萨尔》整体结构、分部本结构、唱词结构、叙唱语言和曲调五个方面进行了文本结构分析,阐述了艺人如何利用“程式”和“主题”创作与传承史诗;说明了史诗程式化的特点为艺人的即兴创作与记忆提供的便利。史诗可以被定义为最初由讲述者、游吟诗人或歌手在口头表演中表现的长篇英雄诗。长篇创作的史诗常常有数千行之多,没有程式是不可能的。西方史诗中的这种技巧是由帕里(M. Parry)、洛德(A.B.Lord)和鲍勒(C.M.Bowra)发现的。平措《刍议〈格萨尔〉部名上的“宗”》[9]在更大的层次上探讨了《格萨尔》部名上的“宗”, 指出它类似于汉族长篇小说的叙述法“篇”,是一种便于记忆和说唱史诗而采取的一种结构模式。史诗《格萨尔》是由一百余个分部本综合而组成。除少量几部外,大多数部本的部名皆习惯以“宗(rdzong)”一词来命其部名。

对于史诗的社会历史及文化史意义的探讨始终是史诗研究的主要内容。赵心愚《〈格萨尔王传·保卫盐海〉》中的“姜国萨丹王”与丽江木氏土司》[10]提出《保卫盐海》主要描写姜国与岭国为争夺盐海而发生的战争,是《格萨尔王传》中十分重要的一部。根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及新旧《唐书》、《云南志》的记载,吐蕃与南诏间的战争应是《保卫盐海》依托的历史背景,姜国萨丹王应是南诏王的艺术形象,明代木氏土司不可能是史诗中描写的萨丹王。王兴先《史诗与民族学研究》[11]从民族学的角度对《格萨尔》所反映的婚俗和氏族部落构成及其发展做了分析。这方面的论文还有丹曲《试论灵魂寄存观念在藏族史诗创作中的作用》[12],仁欠卓玛《试析<格萨尔王传>中的部落联盟现象》[13],陈强《浅论<格萨尔王>谚语的民族特质》[14],里太吉《<格萨尔>谚语分类小议》[15],郭燕《珠牡、仙鹤及<格萨尔>》[16]。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格萨尔》产生年代的问题,学者们习惯于从史诗反映的历史内容来确定史诗的年代,或以英雄人物来推测史诗的年代,或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来研究史诗的历史原型问题,从历史、宗教、民族文化交流梳理史诗的历史发展脉络。史诗毕竟是艺术创造,而不是编年历史,关于史诗的源头的探索应该与探讨史诗发展的一般规律联系起来。

《格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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