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卫拉特蒙古人保持了蒙古史诗传统，成为今天令世人惊叹的文化遗产。蒙古史诗的典型样式是诗歌体的，有繁复的韵式和复杂的步格。这就决定了要掌握它，一定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斯钦巴图《〈那仁汗克布恩〉史诗隐喻结构分析———蒙古史诗双重结构和意义转换中一些母题的作用》[28]通过对狩猎、宴会、孤儿、迁徙等蒙古史诗传统母题的分析,解读了广泛流传于中、蒙两国卫拉特蒙古人中的《那仁汗克布恩》史诗文本,认为该史诗文本中除了表层结构以外还存在着隐喻结构。作者超越了史诗文本形式的局限，进入了史诗深层结构和意义的分析。乌日古木勒：《蒙古—突厥史诗英雄与骏马同时诞生母题的比较研究》[29]讨论了蒙古—突厥史诗中英雄及其骏马同时诞生母题，并指出该母题与英雄的骏马将自己的主人拖出地面的再生母题之间的结构关系。这两个母题之间在结构上存在着一种置换关系，两者都来源于诞生仪式。卫拉特《格斯尔》是蒙古《格斯尔》的重要版本之一，卫拉特《格斯尔》作为一个独立的异文,它的研究领域是极为广泛的。王颖超《史诗<江格尔>中的马及其文化阐释》[30]、秀梅《试论卫拉特《格斯尔》中马的形象》[31]主要从史诗对马的描述,英雄与马的关系及它的社会价值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卫拉特《格斯尔》中马的形象。仁钦道尔吉《论抢婚型英雄史诗》[32]对蒙古早期史诗进行了类型研究。作者认为抢婚型英雄史诗的基本情节框架大多数都有一种固定的母题系列，这个母题系列由一批基本母题所组成,而且各个母题都有一定的排列顺序。我国史诗较多地保留了古老的抢婚情节,反映了父系氏族社会的氏族外抢婚制度,丰富了世界史诗宝库,为研究古代社会及其婚姻制度提供了罕见的口碑资料。

《江格尔》至今传承和传播于民众中间，这就为解决史诗研究中的许多难题，提供了长期观察和追踪研究的样本。中国有许多蒙古族说唱艺人，目前已知的《格斯尔》说唱艺人约有100多人。其中被国家命名为《格斯尔》说唱家的有桑巴拉敖日布、苏鲁丰嘎、罗布桑、乌泽尔、胡亚克图、罗日布、照·道尔基等人。帕杰被命名为《格斯尔》说唱家。《格斯尔》工作连续被列为“六五”、“七五”、“八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经20多年的普查已经发现100多位艺人，录音、记录近1500多小时的资料。斯钦孟和根据蒙古族史诗艺人的跟踪研究撰写了《大师级格斯尔艺人金巴扎木苏传略》，他指出，迄今搜集的100多位《格斯尔》艺人的1500多小时的资料中，金巴扎木苏一人的资料占300余小时，占总量的20%。转写成文字总共12.2万诗行，其中已出版9.2万诗行。这是国内外出版发表的一位艺人演唱的最长的、章节最多、规模最大的诗韵体《格斯尔》文本。演唱这部大型史诗文本的艺人金巴扎木苏是开展全国性《格斯尔》工作以来发现的最重要的民间史诗艺人。由斯钦孟和、巴图整理的《格萨尔全书》[33]第四卷对《颚尔多斯》和《乌苏图召》手抄本进行校勘和注释，并就相关史诗文本的来源撰写了学术导论。在我国，近些年对东蒙古民间乌力格尔演唱的研究逐渐升温，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纳钦《胡仁·乌力格尔及其田野研究途径〉》[34]根据田野作业对蒙古族大型口头艺术——胡仁·乌力格尔及其学科空间、胡仁·乌力格尔口头传统现状、胡仁·乌力格尔音声文本种类与价值、语境中抢救胡仁·乌力格尔的有效田野作业途径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与体会。陈岗龙《东蒙古本子故事表演中的汉族说书赋赞和戏曲影响——以护背旗、虎头靴、绣龙蟒袍为例》[35]对蒙古本子故事、蒙古英雄史诗与汉族的赋赞和戏曲做了深入的比较研究。

现在要比过去更加关注游吟歌手（bards），歌手通常是具有高度天赋的表演者，尽管他们中也有一些普通的艺术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以我国新疆阿合奇县柯尔克孜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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