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传统的比较研究也是近年的研究方向。熊黎明《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叙事结构比较》 [60]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只有藏族史诗《格萨尔》的叙事结构和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相类似, 是天上→地界—天上的圆形结构, 《玛纳斯》呈半圆形结构, 即英雄在人间诞生→立功→牺牲→死而复生结构; 《江格尔》中英雄在不同的章节中与不同的敌人斗争, 人物是中心, 串起时间和不连贯的事件, 可视为串珠型结构。类似的探讨还有张彬《东西方民族的英雄颂歌——<伊利亚特>与<格萨尔王>比较》[61]。

在我国，史诗研究一直是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国对印度两大史诗的介绍和研究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对于希腊史诗的研究也有深厚的学术积累。我们今天对于史诗的学理认识也主要是从外国文学研究中获得的。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64]中译本在我国出版，这部史诗又称“第五吠陀”, 在印度享有神圣地位。由于体大事繁, 括罗宏富, 举凡宗教、哲学、历史、政治、军事、外交、伦理、天文、地理、民族、语言、传说、神话、寓言、族谱、民谚、仪礼、习俗等无不涉及, 它在事实上已经成为古代印度的百科全书。汉译《摩诃婆罗多》分六卷出版。每卷正文前有导言一篇, 介绍该卷主要内容, 同时进行简要评析。《摩诃婆罗多》成书以来, 不仅对后世印度人的信仰生活始终发生着重大影响, 亦为其文化发展特别是文学创作, 提供了取之不竭的丰富源泉。史诗汉译工作的完成, 为中国的印度学研究贡献了第一手的基本资料, 在中印文化交流上也无疑是一桩盛事。[65]黄宝生《〈摩诃婆罗多〉导读》[66]为这套六卷本的大史诗撰写了前言、各篇导言和后记。作者在后记里对我国史诗研究的现状发表了具有学理性的见解。肖明翰《〈贝奥武甫〉中基督教和日耳曼两大传统的并存与融合》[67]指出，自盎格鲁- 撒克逊人于6世纪皈依基督教后的几百年里, 在英国大部分地区并存的基督教和日耳曼两大传统, 一直处在矛盾、冲突、相互影响并逐渐融合的动态关系之中。《贝奥武甫》是古日耳曼民族最杰出的英雄史诗, 在基督教意识形态占统治地位的语境中, 史诗作者将日耳曼异教术语基督教化的成功尝试, 为在两大传统之间保持相对的平衡并促进它们的融合, 表现出了高度的宽容、深刻的历史意识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史诗还以英雄战魔怪的传奇观照盎格鲁- 撒克逊社会, 谴责仇杀和战争, 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李伶俐的硕士论文《史诗〈狄吉尼斯·阿克里特〉与瓦西里二世统治时期的拜占庭社会》[68]介绍了史诗《狄吉尼斯·阿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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