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的主要内容，并探讨了史诗所依据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型。史诗《狄吉尼斯·阿克里特》（Digenis Akritis）以拜占庭人反抗阿拉伯人的斗争作为历史背景，以瓦西里二世为历史原型，集中地反映了那一时期拜占庭帝国的社会风貌。作者结合史诗有关内容，叙述了拜占庭的宗教信仰情况，阐述了它对帝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并谈及异端活动的情况。通过对史诗中有关情爱经历的描写，透视出拜占庭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倾向，并对其产生根源进行了粗略分析。卜伟才《试论〈埃涅阿斯纪〉的历史意识和英雄观》[69]、赵蕾莲《〈尼伯龙根之歌〉——一部伴随德国历史沉浮的中世纪英雄史诗》[70].、邓亚雄《〈伊利亚特〉中的史诗明喻及其影响》[71]、张雪扬《论东西方民族史诗内容及审美心理方式的差异》[72]、王景迁《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论析史诗与神话的辩证关系》[73]等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中古欧洲的史诗作品，把史诗研与民族历史的沉浮联系起来研究，凸显了人文精神的历史内涵。刘宗迪《归来的歌手——〈故事的歌手〉读后》[74]向学术界再次推介史诗理论的经典之作《故事的歌手》[75]。正如20世纪的诗人如庞德扩大了史诗作为文类的界限，20世纪的批评家从鲍勒(C. M. Bowra )、蒂里·亚德(Tillyard)到路易斯(C. S. Lewis)， 寻求一种分类学的框架或类型学，将原创的或口传的史诗与拟制之作或书面文学的史诗作品进行对比研究。对于口传史诗的调查从南斯拉夫开始，帕里(Milman Parry)还有后来的洛德(Albert Lord)，这条线一直延伸到对以下地区的口传材料的研究，如阿尔巴尼亚、土耳其、俄罗斯，以及非洲波里尼西亚、新西兰、美洲，本世纪初开始的对中国和日本史诗之研究已经很兴盛，非洲史诗的研究正如火如荼。由此可见，中国的史诗研究期待着与世界史诗研究实现更高层次的对话。
结语
早在19世纪末，维谢洛夫斯基就指出，浪漫主义者和格林兄弟学派开辟了当时尚未开拓的民间诗歌和民间故事的领域。随后出现了民族学者、民俗学者；比较文学资料扩展到如此地步，以至需要新的建构，需要未来的诗学。各民族语言的诗歌并不取决于抽象的美的概念。[76]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属于口头流传的活形态史诗，这正是史诗学科的未来生长点。我们要从文本、文类和传统的实际出发，探讨中国史诗传统的独特规律。我们可以做到在世界上其它地方的人们所无法做到的事情：去体验口头传统，去记录口头传统，去研究口头传统。这些传统在范围上具有难以比量的多样性，因而更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
[1] 《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
[2] 《西藏研究》，2005年第2期。
[3] 《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
[4]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5] 《西藏研究》，2005年第1期。
[6]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7] 《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8] 《西藏研究》，2005年第1期。
[9] 《西藏大学学报》2005 年第4 期）
[10]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1] 《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 期。
[12] 《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
[13] 《西藏大学学报(汉文版)》，2005年第3期。
[14] 《青海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15] 《西藏研究》，2005年第2期。
[16] 《森林与人类》，2005年第2期。
[17] 《中国土族》2005年夏季号。
[18] 《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
[19] 《柴达木开发研究》，2005年3期。
[20] 《档案与建设》，2005年第2期。
[21] 《西北民族研究》2005 年第2 期。
[22] 桑珠说唱本《曲木理赤财宝宗》、《齐日珊瑚宗》、《阿吉食品宗》西藏社科院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
[23]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年第4 期。
[24] 《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 。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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