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我国的神话研究中从一开始便产生了一种研究思潮，那就是离开了神话本体的调查研究，在搜寻原始神话材料方面缺乏应有的努力和有成效的方法和途径，相反地却以中国神话的零散、断片为课题，展开了饶有兴趣的探索和论争。许多学者以中国神话资料散碎为共识的定论，进而对其散碎的形成原因做了追究性的学术探讨。

如果说对于“中国神话材料零散、断片”这个所谓的“定论”是本世纪中国神话学值得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话，那么，关于“造成中国神话材料零散、断片的原因”的广泛论争，就应该说是值得反思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了。严格说来，追究中国神话贫乏的原因这个课题并不是神话学本身的建设，相反地只能更加强化了“中国神话贫乏”、“汉族与神话无缘”之类的必然印象，反而阻碍了中国神话研究的科学探索，学者们几乎不再追究“中国的原始神话真的是零散、断片和贫乏的吗？”，“中国原始神话只能从古代典籍的字里行间寻找吗？”，“中国各民族的原始神话难道不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口耳之间吗？”等等神话研究的人类学思考问题了。（当然，大多数古典神话研究家很少或从来没有过从民间口头文艺材料中考察原始神话的科学准备，他们只能关注中国古代典籍遗产。）

在关于中国神话散失或不发达原因的争议中有以下颇具代表性的论证：

首先是鲁迅在1923年的论证，他在论述了中国典籍中神话散例后归纳出两个意见说：“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⑨即一重现实轻幻想，二儒家不言鬼神荒唐之说。

其次是梁启超在1926年的论证，他说“中国人对于神话有二种态度，一种把神话与历史合在一起，以致历史很不正确，一种因为神话扰乱历史真相，便加以排斥。”^⑩持神话历史化观点。

其三是胡适在1928年的论证，他说：“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补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厚，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像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三百篇’里竟没有神话的遗迹。”¹¹认为中国民族缺乏神话想象力。

其四是茅盾在1929年的论证：他首先对胡适的论述质疑指出：南方热带民族许多“也只有极简陋的神话。”其次对鲁迅的论述质疑，他认为北方黄河流域之民“颇乏天惠，其生也勤”“不是神话销歇的原因，已经从北欧神话可得一证明；而孔子的‘实用为教’，在战国也未有绝对的权威，则又已不象是北方神话的致使伤。所以中国北中神话之早就销歇，一定另有其原因。据我个人的意见，原因有二：一为神话的历史化，二为当时社会上没有激动全民族心灵的大事件以诱引‘神代诗人’的产生。神话的历史化固然也保存了相当的神话，但神话的历史化太早，便容易使神话僵死。”“到了春秋战国，社会生活已经是写实主义的，离神话时代太远了，而当时的战乱，又迫人‘重实际而黜玄想’，以此北方诸子争鸣，而皆不言及神话。然而被历史化了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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