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的思想家赫尔德认为：“每个民族都有其特定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有机体的最隐秘体现，是民族特性的根本。每一个民族都在自己的文化中实现着属于自己的幸福，构成了自己的幸福中心。一个社会的完善和发展……是建立在自身的自然环境、历史和习俗之上的独立发展”。[2]

　　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与保护、传播与传承、创新与积累，就是中华民族得以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的精神基石。在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对于传统文化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没有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环境。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3]

　　大众传播媒介适时担负起了保护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任。一方面，通过媒介的宣传报道，向本民族的成员介绍了非物质文化的内容和重要性，唤起了公众对它的关注。另一方面，借助媒介的批评性报道、评论等舆论监督手段，引起了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建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行政手段强有力地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此外，大众传播媒介对非物质文化的传播，使得围绕着传统戏剧、乐曲、舞蹈、手工技艺的文化旅游业，传统中医、藏药，以及民间文学的影视再现等受到了社会公众的青睐，同时还带动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各类经济利益的交换，在客观上真正起到了保护和传承的积极作用。

　　（三）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新技术、新观念等，被吸收到了非物质文化中，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的语境中的技艺创新和文化积累提供了养料。

　　一种文化要获得发展，必须是将文化的传承和积累相结合。通过大众传播媒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容上得到了传承，在工艺上有创新，在观念上受到了重视，在文化的积累上，也获得了扬弃和吸收。

　　新的科技与传统的手工技艺相结合，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给非物质文化的制作工艺和表演技艺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与发展了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也随着大众传播活动逐渐渗入传统的民族价值观，为传统民俗、杂技、民间美术、曲艺、舞蹈、戏剧、音乐等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和更加广阔的创作空间。

　　二、大众传媒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缺失

　　尽管大众传播媒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起到了不容小觑的积极作用，但是，现有的媒介技术还不足以完整的记录全部文化代码，难免会造成一些信息缺失。进一步而言，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大众传播难以摆脱其受政治和资本制约的宿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难免是选择性的、碎片化的。

　　（一）非物质文化虽然是无形的思想、观念等的体现，但是它往往要借助有形的物质来呈现。首先，非物质文化的实现需要一定的物质手段。扎染、蜡染、印染、织锦离不开印染设备和织布机。其次，非物质文化的呈现要求特定的物质载体。剪纸艺术的物质实体是各类剪纸作品，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最终体现在紫砂壶上，顾绣、苏绣、湘绣、粤绣、蜀绣、苗绣的技巧蕴含在精美的服饰图案中。

　　由于大众媒介技术手段的限制，并不能完整地保存非物质文化的全部信息，虽然音频可以记录语言和声音，视频可以记录动作、体态和表情等，但是现有的大众媒介传播技术还不足以向受众传递气味等信息，传统中医诊法“望闻问切”中的“闻”、泸州老窖酒酿制技艺中的原料、制曲的“品”选等，只能通过音频和视频的传达，以“通感”、“移觉”的方式，借助受众的生活经验来唤起他们的相关味觉的想象式的感受。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信息的遗漏和缺失，大众传媒在面对不同的受众时，其个体差异性也会对非物质文化信息的理解产生不同的影响。

　　（二）大众传媒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会利用政策、资金、技术、传播渠道、话语权等方面的优势，有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了“垄断”，甚至无视非物质文化对其社会环境的依存，而强行将二者分离，打破了原有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平衡。

　　人们将破坏文物、毁灭文化的行为称为“汪达尔主义”现象，但是，“不仅仅只有用暴力手段破坏艺术品的行径才是‘汪达尔主义’；凡是致力于使艺术品和文物以失去其原有的环境和原有的功能为代价，让它在一个更大的环境中，产生新的功能和意义的行径，都是某种形式的‘汪达尔主义’”。[4]大众传播以及大众传播媒介正是因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生存的“文化生态语境”中的剥离，而在无意中在某个范围内，在一个时段中成为现代化背景下，毁灭文化的“新汪达尔主义”的工具。

    一方面，媒介的垄断，掠夺了受众的权力。由于时空的限制，人们已经很少能在自然的条件下亲耳倾听原生态的蒙古呼麦、青海花儿，亲眼观看现场的皮影戏、少林功夫，亲身感受赛龙舟的气势和川江号子的震撼，而是只能通过录音，录像等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