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炎黄大战，或者黄帝战蚩尤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呢？这与汉代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

这种传说发生的背景，在形式上看，是帝德五行之争，实质上则是汉王朝政治矛盾的体现。

这种以赤统作为汉王朝代表的政治神话来源于战国以来的五德终始说。邹衍是最早阐述五德转移的学者，他说“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6][孟子荀卿列传]高祖刘邦时尊赤统，崇拜炎帝，文帝时虽然有人提出要行黄帝土德以尚黄，但是，文帝没有采纳。景帝时一仍其旧，继续崇拜炎帝。但是，到了汉武帝时期，文化发生变革，很重要的一点是炎帝赤统变成了黄统。齐人公孙卿上书称“汉兴当复黄帝时”，他讲了一大堆故事，尤其是黄帝封禅升仙的故事，弄得汉武帝心里痒痒，梦想自己要像黄帝一样成为神仙。后来武帝去祭祀黄帝冢，仿黄帝封禅，最后“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尚黄”。[6][封禅书]这是太初元年，汉家的天下改变了颜色。文化上也一改汉初以来的黄老无为学说，实行儒学独尊。

这样，黄帝被遴选为民族祖先，五帝的历史系统中便没有了炎帝的地位。不仅如此，炎帝，还有蚩尤氏被描绘为恶劣的形象，在神话和传说里因为无道而被杀死了。这些故事在司马迁的《史记》里面被记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具有“实录”精神的司马迁不去叙述炎黄和谐、黄帝蚩尤和谐的故事，而是选择炎黄大战、黄帝战蚩尤的故事予以书写，体现出强烈的改变文化形象的意图。

关于先秦的炎黄矛盾的记载，只有《国语·晋语》里有几句记载：“昔少典娶有蛟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人们把用师相济说成“相挤”，这可能就是司马迁炎黄大战的最初源头。但是，司马迁好像并没有采纳《国语》记载的其他内容进入《史记》，《史记》有着明显的价值选择。首先，《国语》里的这种兄弟关系被司马迁拆散了，《五帝本纪》只是说黄帝是少典之子，并没有说炎帝与他有什么关系，便直接说神农氏衰败，蚩尤为暴，炎帝侵凌诸侯。司马迁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他实际上也是一位黄统的鼓吹者，参与了对于炎帝的打压运动。把炎帝的功业削去，不给予帝王的地位，这都是司马迁干的，是有意为之。汉代文献《大戴礼》记载了黄帝和炎帝大战的事，但是没有叙说黄帝战蚩尤，仿佛与蚩尤没有关系。即使有这些故事记载，在汉初也没有广泛流传。

黄帝战赤帝，意味着对于汉初的开国的文化的否定，谁敢呢？汉武帝的时候敢了。董仲舒说：“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土矣，虽欲治之，亡可奈何。”[4][董仲舒传]把汉代初期的文化骂得一钱不值，显然是为了文化改制。董仲舒实行的是厚今薄古之策，在开出来的古帝王单子，就是后来《史记》里的那个五帝顺序。有武帝的背后支持，董仲舒的张扬，加上《大戴礼》本子里的一个世系，司马迁便把炎帝打入另册，为黄统的建立制造了舆论，《五帝本纪》事实上成为文化改制的工具。

司马谈因为没有参加汉武帝的封禅典礼而遗憾终身，司马迁当然也没去。但据那次封禅的记载，武帝到山上祭祀上天，祠官在山下祭祀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帝”。[6][封禅书]炎黄是并列的，这应该是汉初传下来的传统，这样的帝王的仪典上的次序，司马迁都不采纳到《五帝本纪》里去，可见他是有些固执的。我们再看太史公自序：“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6][太史公自序]当时，司马迁就是不把伏羲写入史书，他一定要从黄帝开始。司马谈临死谆谆嘱咐，司马迁还是俯首流涕，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6][太史公自序]他虽然说自己只是整齐故事，是述，但是，他的有选择的述可能已经违背了司马谈的意愿了。司马谈深受黄老思想的影响，但司马迁要“考信于六艺”，因为《大戴礼》是从黄帝开始的，《世本》从伏羲开始，司马迁就不采纳。这样做，迎合了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意识形态，又符合了改制度易服色的现实。炎帝就这样做出了牺牲，同时，还连带着把蚩尤当作一个大坏蛋来处理了。战蚩尤故事是否定刘邦以来的炎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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