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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从传统到现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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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9-8 17:40: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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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祭灶，乃老妇之事。《礼记•礼器》篇的郑玄注曾说到灶乃老妇之祭。 老妇料理一家人的饮食，整天围着灶台转，年终由她们主祭灶神，倒也合情合理。可是，后来变了。因为灶神是一家之主，老妇的地位与之便不匹配，故改由男性家长来主祭。发展到后来，祭祀灶神时，妇女竟连看都不许看了。清《畿辅通志》及《光绪顺天府志》均引《帝京景物略》说北京人的祭灶：“今男子祭，不令妇女见之，祀馀糖果，禁幼女不令得啖，曰啖灶馀，则食肥腻时口圈黑也。” 女子不但不能看祭灶，女孩子连祭馀的糖果也不能吃，大人们编出令她们害怕的禁忌，吓唬她们绝不要有吃祭馀糖果的非份之想，也可谓用心良苦矣。然而这未免太不合情理了，所以在实际生活中又有些微调整，如同是北京，特别是乡下，便采用男子主祭，负责敬香上供，女子在一旁陪祭的形式，主次依然分明，但阖家共祭，就似乎少了些刻板气，多了些人情味。 这种小的调整原因很多，而积累多了久了，量变便会导致质变。事实上，今日的祭送灶君，恐怕已绝无限制妇女参与的情况，无形中推翻了“女子不得祭灶”的定律。
在新年祭灶的日子里，中国不少地区近代以来仍保留着“跳灶王”的习俗。腊月二十
四“丐者傩于市，二人扮男女为灶公、灶姥，持竹叶、冬青奔舞东西，谓之跳灶王。又有一人扮钟馗持剑，一人扮小鬼对舞，沿门而乞。” 这种风俗的渊源应与古老的驱傩巫术有关，而又有所发展。如从未闻灶王曾成家，为与驱傩有傩公傩母的习俗相合，乃为他配上一位灶姥；又结合过年期间的跳加官、唱喜歌等活动，遂形成一种新的样式。至今日，各地乡镇还有不少会作此种表演的人，在新年或平时喜庆的日子里（如店铺开张、人家生子之类）即兴演出，既为节日增欢，亦为自己谋取生资。
祭灶习俗渐趋淡化，但在时间概念上，从腊月下旬进入过年阶段的意识，在现代还是普遍存在着。农村中，此时已非农忙，可以较多精力用于筹备过年；城市中，除学校外，虽尚未放假，但人们从市场的变化、广告的渲染，从各单位的工作安排，也感到快要过年了。以往在除夕之前需要进行的掸尘清扫、美化环境、沐浴净身等事，从这时起也就会被抓紧进行起来。
2、守岁
除夕虽在新年的前一天，但却算得上是过年的第一个高潮，而今依然如此。一切的节日准备在此夜必须完成，明天将另有一系列活动，家庭主妇们也要好好休息暂不忙碌，于是，年三十往往成了最忙乱的一天，对于上班族来说，尤其如此。
现代人仍习惯地称除夕为“大年三十”，在外工作和旅行的人，至迟必须在这天下午赶到家中，多数人是早于这天回来，没赶上年夜饭，会感到极大遗憾。当代中国的城乡正在发生巨变，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打工者们跑得离家多远都不怕，但回家过年却总是他们内心热烈的盼望。数千万（一说近亿）打工者回家过年，过年后重返工作地，这给每年腊月中下旬至正月中下旬这段时间的交通运输带来巨大压力，加上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往往也选在此时探亲，遂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春运”高潮。中国政府，特别是交通部门每年都需对“春运”作出特殊安排，倾全力予以保障。然而，近十几年来，尽管情况渐有改善，届时各火车站、汽车站、航空港购票之困难，票贩子（俗称“黄牛”）的嚣张，候车现场的拥挤混乱，仍然是没有亲身经历者所难以想象的。这已成为中国过年的一大新特色，其形成的表层原因很多，而深层原因则与传统的习俗与观念分不开。
为了尊重传统习俗，为了安抚实在回不了家的打工者，各地很重视他们在过年期间的生活，有时特地为他们组织文娱活动。自古以来，在外飘泊的文人写过许多除夜思家的哀苦诗篇。直到今日，过年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依然是一件让人同情的事。在中国不论南北，不论民族，几乎人同此心，这就是过年民俗拥有数千年不衰的力量的真正源泉。
除夕的传统过法，有较多的仪式，如挂像祭祖、供奉神飨，乃至跪拜磕头、鞠躬行礼等等，这一套直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很流行，特别是在一些乡绅之家。如鲁迅小说《祝福》所描写的绍兴鲁镇的鲁四老爷家，就极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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