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想法在改变，他们的眼光、手法与30年前的学生们都不同了

　　尽管当时的遭遇让袁运生愤愤不平地走出国门，但是1996年，在改革开放近20年的时候，他还是回来了。“我迟早都会回来的，我没有想一辈子待在外面”，袁运生说，“1996年时机成熟了，我知道当时国家的变化很大了。”

　　袁运生的画在国外一直卖得不错，但回国这么多年，却没有卖过几张。他没有画商，也没有固定的画廊，原来在美国经常买他画的那个收藏家，关系也已经断掉了。那么现在是什么能给他带来满足？“比如说带学生。去年我带学生去了西北，然后到四川、湖南、湖北，我看到他们的想法在改变，他们的眼光、手法与30年前的学生们不同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在提高，我就非常高兴。我觉得作为教员，我做了能做的可能是最好的事情。”另外，在画画上，在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袁运生觉得，在现在的中国，越来越能表达清晰。 

　　将工作重心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统文化与现代美术教育的承接上

　　在完成《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这幅机场壁画的时候，袁运生还是一个年轻人。当时，他所持的观点和对艺术的态度和现在的年轻人相比可以说截然不同。他认为，像油画这样的艺术的中国化一直是缺少基础的，这与苏联当时的影响关系很大，苏联的一整套体系是西方体系的一部分。多年来，我们缺乏整体的文化思考和清晰的文化意识。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一切都以“革命”的名义处理，文化问题也不例外，因此这些问题就不可能被思考。而对于现在已经思维西化的新一代，要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感觉，也是需要时间的。

　　袁运生现在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统文化与现代美术教育的承接上。他说：“我一直觉得我们过去的整个美术教育对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古代文明在艺术上的了解太少、太局限，从而导致想要生发出现代中国艺术的格局很困难。很多人‘崇洋’，就是因为他们能够看到的画册多数是西方的，而自己去考察的机会很少，也没多少兴趣——如果自己没有在国内考察，是不会产生兴趣的。我回国以后差不多每年去一个省，我认为比较重要的省基本上都跑过了。中国古代艺术的考察工作很重要，否则不能说知道中国的过去。每个省我要跑二三十个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仔细去看，拍很多资料，比较不同时期的变化。每次我都会带学生去，他们一开始不太理解，不知道去那些地方做什么。我告诉他们，你们现在不理解，过几年或许看法就会不同。只有真正去过了，并且作了一段时间研究之后，你才会发现中国古代艺术文明里面的资源非常丰富。确实，他们后来也都很感激我当初带他们去了那些地方。”

　　当一个人从小画西方雕刻长大，把其奉为经典，他往往就没有文化的自觉意识，自然会产生‘崇洋’的观念。中国地域如此辽阔，历史之悠久，文化成就之高，在改革开放已经30年的今天，画家也好，整个艺术界也好，甚至于所有的国人，是时候自觉地去创造自己的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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