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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现代转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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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5: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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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不诉权为例，由于法律上缺乏相应的程序规定，检察机关自身也担心这种权力被滥用，而采取规定酌情不诉的上限比例的办法，对酌情不诉权的使用加以限制。然而，这种方法既不能防止权力滥用，还可能影响酌情不诉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而引入刑事调解制度，通过程序的规范，对酌情不诉权进行控制，就可以避免以上问题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对改进政府与社区关系，司法权与公民权利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调解既可以成为轻微刑事案件的结案程序，也可以作为审判程序的前置程序，或称评估程序，当然，还可以作为特殊的矫正程序，而适用于已经结案的刑事案件。
(四)赋予调解以法律效力
传统调解具有方便、经济、快捷，又不伤和气的特点，因而，备受老百姓的青睐。但在价值多元化、利益多样化的现代社会，以自愿交涉来解决纠纷，特别是刑事纠纷，其难度必将大大提高。为提高效率，防止纠纷拖延而得不到及时处理，在建立系统解纷体系，以使各种解纷机制有效衔接的同时，需要对调解产生的协议给予法律规范，一方面，以一定的形式确认形成的协议是完全出于合意，另一方面，赋予合意的协议以法律的效力。刑事调解性质及其影响都不同于民事纠纷，经过专门机构调解并达成协议的刑事案件，在经过必要的犹豫期后，需要经过简易庭审进行司法审查。对自愿达成的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和公序良俗，则以判决的形式予以确认，赋予法律的强制执行力。现行的民事调解生效后，也具有法律赋予的强制执行力，但由于调解程序的正当性缺乏，而形成的结果也没有必要的司法审查程序，因此，容易形成不公。司法调解由庭审法官先调后判，也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基于单位考核等自身利益考虑，法官更倾向于以风险小、程序简单的调解方式结案。自愿调解或自愿达成协议，很可能在法官的有形与无形的压力下，变得不得不调，或不得不以和解结案。另一方面，不论是教喻式传统调解，还是类似西方恢复性会议，法官的角色与调解员或协调员的角色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加之，由法官先调解，调解不成再判决，显然对司法权缺乏必要的程序控制，不合现代法治要求。
(五)形成刑事解纷体系
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针对民事、行政、刑事等不同性质纠纷的解纷体系，尤其是针对民事、经济纠纷，还形成了独特调解、仲裁、审判等解纷体系。但针对刑事纠纷，除法律允许自诉案件可以在诉讼内调解外，刑事司法成了解决刑事纠纷的唯一途径。刑事司法作为最为古老、最为严厉、最为规范，也被认为是最为有效的处理刑事犯罪的方法，其在预防与控制犯罪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不用置疑的，但随着人们对犯罪原因、对报应性司法固有缺陷认识的深入，刑事司法垄断犯罪处理的格局正在改变，从非刑罚化、选择性司法到恢复性司法，对刑事犯罪的处理方式正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随着犯罪的增长，并呈现出暴力化、低龄化、结伙性等特点，单一依赖刑事司法，甚至采用“严打”的刑事政策，已经难以有效地应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犯罪的新情况与新特点，建立多元的刑事解纷体系势在必行。多元的刑事解纷体系，我们认为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改革以监禁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系。刑罚自产生以来，在经历了复仇时代、威吓时代、博爱时代以后，正进入一个崭新的有目的性的科学时代。而这一时代的刑罚制度，具有重视刑罚个别化和注重对犯罪人改造两大鲜明特点。社会主义中国的刑罚体系是一个以监禁自由刑为主，并以死刑为补充的较为严厉的刑罚体系。且不说废除死刑的呼声由来已久，并趋于高涨，就是一直被人们看重的自由刑也开始受到质疑，“自由刑曾被誉为近代刑罚之花而受到普遍青睐。在其确立之初，人们确实曾经对自由刑寄予过厚望，认为自由刑不夺命，不伤体，不亏财，能够实施矫正计划使罪犯改过自新，并且具有可分割性，能够适应惩治不同犯罪的需要。 但随着自由刑的广泛运用，自由刑不仅未能有效地威慑潜在犯罪者，也未能实现使罪犯重返社会的理想。”也正由于此，为避免监禁自由刑的负面影响，中国现行司法实践已经先于立法，开始尝试社区矫正、暂缓起诉、轻微刑事案件和解等处理犯罪的方法，但受制于现有的刑罚体系，非监禁措施无法可依而难以推而广之。为此，改革现有的刑罚体系，引人民事、经济、行政等处分方式，丰富非监禁刑内容，为建立多元化的刑事纠纷解决体系创造条件。
其次，建立多元化的刑事纠纷解纷体系。以已有的刑事司法程序(即一般程序)为基础，建立专门程序、特别程序和补充程序，从而形成完整的体系。
一般程序，也即现行刑事司法对抗式的诉讼程序，虽然它存在局限，但对于发现事实真相仍是最好的一种程序，因此，仍然是多元刑事纠纷解纷体系的核心程序。
专门程序，即建立区别于成人刑事司法的专门的少年司法，并适用不同案件情况，形成可供选用的不同程序：如家庭会议、教育处分程序、刑事处分程序等。
特别程序，包括刑事和解程序和刑事评估程序，前者是指在现有刑事司法程序中，针对被告人认罪的轻微刑事案件，为提高办案效率而建立的和解程序，即在事实清楚、被告认罪、双方自愿的情况下，通过刑事和解方式解决被告的责任等问题的一种程序。后者是指对不能以和解结案的刑事案件，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由检察机关进行审前评估程序，仿效恢复性会议，为被告人与受害人建立沟通平台，围绕沟通犯罪的道义责任、民事责任进行处理，而和解程序能否就道义责任、民事责任达成和解，各方的态度将作为法官决定刑罚时的考量因素，换言之，若被告人能在和解程序中真诚道歉，并自愿承担赔偿等责任，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减轻被告人刑罚。
补充程序，是指经过一般程序结案的案件，在刑罚执行期间，在受害人与罪犯自愿的前提下，通过平等基础上的沟通，修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弥补现行刑事司法虽然通过判决确定了各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但现实社会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的不足，同时，又能促进罪犯的改造，恢复受害人的正常生活。
第三，形成程序保障与相互衔接的机制。多元化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需要建立更加分工精细的专业队伍，而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人事制度上的大锅饭，却严重阻碍着专业化队伍的形成。因此，需要打破这种用人上的大锅饭，根据多元程序需要建立具有不同专业要求的职位，有的称之为检察官、法官，有的称之为调查官，有的称之为协调员等，并不是在法院工作都要称之为法官。
在程序的相互衔接上，以一般程序为基础，除严重少年犯罪需要以一般程序处理，以更好地确保程序与实体公正外，少年犯罪案件根据不同性质、情节，由法官决定按何种具体程序处理。特别程序要以自愿等条件为前提，为体现公平，所有符合条件的此类案件，当事人都享有这一程序的选择权，但刑事和解案件，如果一方或双方放弃这一选择权，则按照一般程序处理。但如果是刑事评估程序，由于它仅是一般程序的前置程序，因此，并不影响一般程序的进行。补充程序虽处于刑罚执行阶段，但应当成为罪犯的一种选择权，即只要罪犯自愿提出，执行机关就应当征询受害人意见，如果受害人同意则应当组织这程序。反之，也应当成为受害人权利，即受害人在罪犯服刑期间有权向执行机关提出和解要求，执行机关应当征得罪犯同意后，组织补充程序。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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