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的“毛泽东热”，既反映了中国民众对领袖毛泽东的诚挚情感和衷心爱戴，又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历史折射。可以说，它与新中国的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它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

　　关键词：毛泽东热；神化；历史；研究
　　
　　中国的“毛泽东热”，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建国以前的酝酿时期，五十年代的预热阶段，六、七十年代的狂热时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回归热阶段。在它的整个发展演化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具体原因、表现形式和特征是有差别的。
　　
　　一、建国以前的酝酿时期
　　
　　中国的“毛泽东热”，可以说是以延安时期的《东方红》歌曲的出现为开端的。《东方红》歌曲歌词写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从此以后，红太阳作为一种象征和借喻，专门用来比喻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了。毛泽东于是与“革命的领路人”、“革命的救星”、“伟大的领袖”联系在一起了。这首歌曲在民众中广为传唱，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掀起了第一次“毛泽东热”。这一阶段“毛泽东热”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自从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在全党的历史地位以来，毛泽东的领袖形象就开始不断地出现在一些公众的场合之中。在迅速传唱的《东方红》歌曲声中，根据地、解放区各种会议、文件、报刊、书籍、广播以及各种文艺形式，都逐渐加强了对毛泽东的宣传力度，毛泽东的画像、照片等开始大量印刷发行，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也不断增多。例如，在美术创作中，据《新中华报》1939年5月16日报道：在鲁迅艺术学院举办的周年纪念展览会上，就出现了毛泽东、孙中山等革命领袖的画像。被称为“中国的罗丹”的王朝闻，在延安时期就创作了毛泽东、斯大林和鲁迅的雕像。“鲁艺”学员凌子风，在中共“七大”召开前夕，就最早制造了毛泽东像章。1946年12月，晋冀鲁豫解放区在山西省长治举办的《“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时事馆》展览中，就有一巨幅毛泽东全身像，画面上写着“我军必胜”的大字，表现了无数英勇的边区子弟兵，团结在毛主席周围，参军、生产、捐献、慰劳，为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在东北解放区1947年5月举办的爱国自卫战争战绩展览会上，也出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的巨幅画像。不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要报刊上大量发表了毛泽东领袖形象的美术作品，就是在一些刚刚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解放的城市里，毛泽东的巨幅肖像也出现在大街小巷等公共场所。
　　这一阶段“毛泽东热”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是毛泽东在共产党内领袖地位的确立。1935年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初步确定毛泽东在全党的历史地位。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趋于稳定，并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这无疑最终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其次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和在民众中的巨大影响。在人们的心目中，毛泽东“功比天高，恩比海深”，享有极大的威望，他的非凡的人格魅力也为人民群众所折服。人们把拯救他们出水火的共产党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加以热爱、崇敬和拥戴，也就不足为怪了。第三是为了配合对敌斗争的政治需要。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树立一面政治斗争的旗帜，宣传和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更好地团结全国人民，鼓舞革命人民的斗志，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党中央有意识地加强了对毛泽东及其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开始有步骤地树立毛泽东的权威，这无疑对根据地、解放区的“毛泽东热”起了推动作用。
　　这一阶段“毛泽东热”的主要特征在于，首先是民众的自发性。民众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地表达了对领袖毛泽东的热爱和称颂的朴素感情，并不是由于外界的压力或诱导，更不是党和毛泽东的提倡。由陕北农民李有源唱出的《东方红》，到人民白发地给毛泽东送上“人民救星”的牌匾，都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的感谢和崇敬之情。其次是局部性。这一阶段“毛泽东热”仅局限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范围之内，在全国其他地区虽有影响，但直到建国前，还不具有全国性质。
　　
　　二、五十年代的预热时期
　　
　　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举国上下掀起了“跟着毛泽东走”的热潮。在开国大典上，游行群众高呼“毛泽东万岁”，无疑表达了人民对毛泽东的感谢和崇敬之情。“毛主席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欢乐的海洋。”这在50年代的中国是极其普遍的现象。
　　这一阶段“毛泽东热”的主要表现形式，首先是全国范围内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其次是颂扬毛泽东的文艺作品大量出现。建国后十七年的诗歌，相当一部分是歌颂领袖毛泽东的，如湖南民歌唱道：“天上的太阳红啊红彤彤呃，心中的太阳毛泽东啊。他领导我们得解放啦，人民翻身当家作主人。”在美术领域有关毛泽东领袖题材创作的作品就更多了。比较有影响的美术作品有：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作为现代油画的经典作品，将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瞬间定格在画布上。这幅精心杰作，从它诞生那天起就备受人们的关注，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还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称赞。毛主席看了这幅画以后说：“是大国，是中国。”“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目林岗于1950年创作的《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原名《党的好女儿——赵桂兰》，所创造的表现领袖题材的构图方式以及表现形式，都深深地影响了以后的年画创作。叶浅予创作的《全国各民族大团结》，毛泽东居于画面的正中间，以毛泽东、周恩来与各族人民在一起，举杯祝酒的象征性情景，喻示了欣逢盛世的各族人民对领袖的爱戴和团结一致建设祖国的信念。此外，这一时期的美术作品还有：王式廓的《毛主席和我们一起劳动》、董希文的《鼓足干劲》，李琦的《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刘文西的《在毛主席身边》，罗工柳的《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等。
　　这一阶段“毛泽东热”的主要特点在于：首先是全国性，出现了全民学习毛泽东著作，过分宣传毛泽东的热潮。其次是神化毛泽东的现象在文艺作品中不断出现，且随着全国范围内对毛泽东的过分宣传而日益加剧。虽然在有关毛泽东领袖题材的文艺创作中，除了政治热情之外，艺术家们投入了真挚的感情，创作了一批成功表现毛泽东形象的作品，其中许多堪称经典，深受群众喜爱。第三是有限性，不象60年代以后那么盲目、那么狂热。这当然与这一时期党和毛泽东本人仍然努力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有关。
　　
　　三、六、七十年代的狂热时期
　　
　　六十年代以后，特别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毛泽东热”的高潮和狂热时期。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与毛泽东的个人因素有关。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大致说来，1958年以前，毛泽东并未被巨大的胜利和万岁声所陶醉，对个人崇拜是厌恶的、反对的、保持警惕的。例如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会上特别提出两个“务必”的要求，指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毛泽东为全党规定了六条：一不作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建国后毛泽东又多次重申。可是到了1958年以后，毛泽东在个人崇拜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倒退。这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将个人崇拜分为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毛泽东还抱怨说：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毛泽东的这番话，貌似有理，实则不然。凡个人崇拜必盲目服从，决无正确与不正确之分，崇拜真理与个人崇拜完全是两回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党内逐渐滋生、发展并向社会上蔓延，直至“文革”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社会上形成盲目、迷信的“毛泽东热”，可以说是与毛泽东的不谨慎和纵容等个人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一阶段“毛泽东热”的第二个主要原因在于：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缺陷。梁漱溟在1978年2月15日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上评说毛泽东：“毛主席的这种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宪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长期以来，“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毛泽东一个人身上，又缺乏相应的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毛泽东“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再加上一些阴谋家、野心家、两面派、伪君子利用毛泽东的失误，利用了广大人民对毛泽东的热爱和敬仰，乘虚而入，兜售其奸，奏响了个人崇拜的圣歌，制造了史无前例的造神运动。
　　这一阶段“毛泽东热”的主要表现形式：首先是毛泽东被请上“神”坛。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个人崇拜，鼓吹毛泽东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谁反动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林彪之流对毛泽东一声高过一声的赞颂和吹捧声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日甚一日，“毛泽东热”空前升温，到“文革”期间发展成为一场罕见的“造神”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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