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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制度缺失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田地陷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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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6: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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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常言道：“安土重迁，乃民之性。”研究者也常常强调农民对于土地的渴望与依赖，土地对 于农民生活的重要价值。其实，这种认识的局限性还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在现实世界里， 如果田地的占有就意味巨大风险的承担与重赋杂役的无休止征求，那么，民众对于这种田地 承种自然就要退避三舍，畏之如“陷阱”了。如隆庆元年（1567），户部尚书葛守礼在上 言中称：“畿辅、山东流移日众，以有司变法乱常，起科太重，征派不均。且河南、北，山 东、西，土地硗瘠，正供尚不能给，复重之徭役。工匠及富商大贾，皆以无田免役，而农夫 独受其困，此所谓舛也。乞正田赋之规，罢科差之法。”［4］卷214《本传》天启年 间， 宣大总督张朴也在上疏中描述当时惨况云：“秋间开征在即，人烟已绝，粮钱何所著落，况 流离载道，一闻催科之令，益无故土之思。”［18］卷73具有严重缺失的定额田赋制 度成为农民复业租种土地的巨大障碍，农民对于土地的依恋与向往也在这种残酷的现实的冲 击下逐渐淡化了。可以理解为：严重的“田地陷阱”问题是迫使广大农民土地价值观念发生 转变的一大关键。广大农民为了规避承种田地所带来的巨大效益风险与赋役风险，必然会“ 视田地为陷阱”，贱视土地，不愿意购置土地，甚至离土离村，为商为佣，开辟承种土地之 外的谋生途径。
应该说，不同的自然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业生产不同的收益水平，因此，“田地陷 阱”问题在不同地域的表现程度也是不同的。明代的山西可谓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个典 型代表区域，山西地区素以“十年九灾”，“土狭民贫”著称，“田地陷阱”问题表现得极 为突出，由此也造成了明代山西地区灾荒性移民潮的频繁出现。“每遇凶荒，民辄流徙。” ［11］卷69《正统五年七月辛丑杨士奇等上奏之言》甚至灾荒成为民户外逃 的预兆，“山西土瘠民贫，遇灾即逃。”［6］卷244《成化十九年九月丁巳户部会官议 奏言》可以说，土地瘠薄，灾害频发，农业收益水平低下已大大削弱了山西百姓对土地依 恋程度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再加上官吏们为维护田赋制度，不顾灾民死活的追征暴敛，山西百姓 只能成群结队，远走他乡。可以说，山西百姓对“田地陷阱”的抗拒与厌弃也是最坚决的。 作为一种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田地陷阱”对于整个社会民众心态及经济类型转变也是至 关重要的。“田地陷阱”的严酷现实，让以“务实”著称的山西百姓得到了更多的启示。这 种认知对于明清时期山西社会风尚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甚至可以说，这种倾向对于 明清时期山西地区商业乃至金融业发展都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最后，笔者想要说明的是，以明代为例，既然我们承认，传统时代的中国依然是“一个主要 靠土地收入的庞大帝国”，田赋收入是维持整个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之一 ，而田赋主要来源于农业生产。平心而论，维护田赋制度，是为了维护整个封建政体正常运 转的客观需要。从此角度看，我们也不应该再简单将“田地陷阱”问题作为痛斥明代官僚统 治阶层的愚昧与残暴的根据，而应将其视为传统农业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与问题。这 无疑有助于我们更深切地理解与把握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
［参考文献］
［1］ 明世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2］ 叶梦珠．阅世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4］ 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 明宣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6］ 明宪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7］ 王士性．王士性地理书三种［M］．周振鹤，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8］ 明武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9］ 龙文彬．明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0］ 余继登．典故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 明英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12］ 明仁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13］ 明孝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14］ 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 吕坤．去伪斋集［M］．上海：复旦大学馆藏明刻清修本．
［16］ 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7］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2001．
［18］ 明熹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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