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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伦理与和谐社会中国公民人格建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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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6: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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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而另一方面，只有人格健全、全面发展的人，才能驾驭生产力、科学技术和交往形式的巨大进步；只有人格健全和完善的个人才能占有日益提高的生产力和日益丰富的交往形式。中国公民的人格建构——使每个公民成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价值系统的最高价值目标，也是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行动纲领，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确定的长远奋斗目标。
二、人格心性结构五个维度的文化内涵
一个社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借助文化来构建秩序。秩序来自于人的理性的成长与社会理性之成熟(包括科技、文化、制度)的内在支撑。人的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成长是通过文化的复兴和创造的相互激荡作为中介的。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四个维度中，人是中心点。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和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三个文化创新的战略平台中创造的主体都是人。无论信仰的、价值的、道德的还是心理的迷惘和困惑，都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成长中呈现的问题。同时，全球化与市场经济为中国公民的人格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当下中国公民个性的自由发展、潜能的开发和社会关系的丰富，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
每个人的生命都包含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两个层面。每个人生命成长过程中文化在五个层面上被接受与内化。这五个层面是信仰的、价值的、品行的、创造实践的和意志的，它对应于人格的五个维度。以往人们对人格的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或法学等单一学科的研究已日益显现出其局限性，人格研究正在呼唤多学科的交叉、综合与融合。我们认为，人格是一个诸多要素相互作用的复杂综合体，它是个体人独特的心性结构、动力组织和对环境的反应模式及精神素质。人格是个体人在生存实践中由对文化的接受和陶冶中逐渐形成和完善的。就个体人的心性结构而言，人格的灵魂是理想和信念，人格的行为导向和动力源是价值观，人格的基石是品德，人格的创造性魅力是智慧，人格的内在张力是意志力。它们的协调配合才能保持人格的健全和人的全面发展。理想信念、价值观、道德品行、智慧与意志力这五个要素构成了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的魅力，这是个体人在生产实践、交往实践和学习实践中文化与人的心灵互动之产物。每一个体人的文化与心灵的互动之集合构成了社会的文化生态。和谐文化包含精神、物态、行为和制度四个层面。精神文化反映和谐文化的本质，是和谐文化的核心部分，而理想信念、价值观和道德品质、智慧和意志力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风貌、事业的成败。它们的集合又决定了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盛衰荣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不懈追求，是和谐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一个人的崇高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境界。因此，真正能够“以人为本”的官员首先应做到让“人”在自己的心中站立起来，懂得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离开了做人的基本的信仰，所有的价值追求都有可能出现偏差，所有远大的理想只能流于空谈。智慧是关于“性与天道”、宇宙人生的根本原理的认识。它可以通过实践化为人的德性与美感，由知“道”而变为“有德”和“审美”，进而决定能力的发挥、事业的成败；意志是创造世界的基本动力，意志的抉择和坚定可以“惊天地泣鬼神”。这就表明认识理性中达不到的自由，在实践理性中是可以达到的。这才是人高于动物，人之为人可以不断趋向崇高的根本之所在。“人的主体性的最高点就是道德实践理性的自由意志。”[3]128这种“自由意志”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自律”，这种“自律”的动力源是价值观，是智慧的表征，而决定价值观之目标方向的是理想和信念，理想信念与终极关怀紧密联系，它要追问人生存在的目的意义，而“自律”的核心，就是应把人看作目的。“人是目的”是康德提出的关于实践理性的三条道德律令中最核心的一条，也是他全部哲学中的最高点。人格的健全就是人要学会从自己的内心自觉地努力从“人”和“物”的依附关系中摆脱出来，从而获得解放。人格的五个维度的协调运作是在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动态发展和变化的，这是人不断摆脱动物本能，被不断人文化的过程。人格的建构是人人终其一生要在生活实践中努力的目标。“一个人常常不容易发现这个生命的核心，那个本质的方向，究竟在什么地方”[4]，这就是人格的五个维度及其相互作用的机理。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人格的五个维度，注重文化对人格维度的分析与塑造，可以说抓住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三、传统伦理与公民人格建构的哲学思考
首先，传统伦理在公民人格建构中的应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是面向人的实践，关心现实人的命运，是解放的哲学，改造世界的哲学。应用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深入考察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脉络和深层结构，分辨其对现代化的正负效应，从现实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对传统伦理进行创造性地批判和发掘、转换。这是人格建构的前提，也是人格构建的一大难题。 其次，加强对公民人格的灵魂——理想、信仰与意义世界的建构。理想信仰的本质是人类的自我超越性，而自我的超越必须要仰赖理想的社会。古代中国人有“小康”与“大同”社会的理想，在西方有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等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与追求。马克思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最美好的和谐社会，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前提条件是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其重要特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高度相适应，其最高的境界是“自由人联合体”。到了这种境界，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多样性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人的自由个性和健全人格充分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最高的理想社会目标。应该看到，在全社会普遍确立这一崇高的理想需要付出长期而艰巨的努力，我们应像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视理想信仰问题。我们既要执著于终极关怀，又要从建设小康社会这一现实的阶段性目标出发。
再次，建构公民人格必须回到传统，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存在，重视开发和利用优秀的文化传统。因为人格由文化孕育而成，文化与人格呈现互动关系，要探究一国公民的人格就要了解该国的文化传统；要了解一个人的人格，就得知道他在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中的地位以及经常扮演的角色。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比如西方人注重理性和形式逻辑，我们注重直觉和顿悟；西方人注重宗教的超越性，而本土的宗教与外来的宗教在中国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实用性的层面，从而使得人的观念难以形成超越的态势而常常限于僵化保守。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人看来，“在能力方面各有大小强弱是正常的，但在公民的知识方面人人应具备以正义和好意见作指导的品质，没有一个人对政治和道德是门外汉，他们无一例外都以某种方式分有这种智慧”[3]119。在近现代西方人格理论有三个最大的成果：“其一是主体性原理，它的最高成就是关于人类自我异化与扬弃异化的学说；其二是经验实证的人类学，它通过重点研究人类史前史和民族学，对人类的全部发展作重新思考，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眼界。”[3]124其三是人格心理学，对个体人的健康人格和病态人格运用各种方法进行研究，使人的创造潜能、幸福生活的获得与人格状况密切联系起来。和谐社会公民的人格建构应该把中西方两种求知的理念结合起来，一方面继承我们重德和知行统一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借鉴西方的重知识、重形式逻辑和执著于对自然奥秘探究的科学精神和实证研究的方法。同时，我们还要借鉴发达国家人的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吸取其“活着”的精神文化成果：“如英国人崇尚科学，富有理智的特点；美国人注重自主、敢于创新的精神；日本人强调团队、奉行节俭的品德；新加坡人追求共识、维护和谐的个性”。[1]132总之，西方精神具有个体性、激进性和科学民主传统。“在这种传统精神鼓舞下，人们标新立异，探险览胜，感情奔放，大胆袒露，不拘一格，不怕片面、幼稚、极端，只怕无主见、无性格、僵化和呆板。”[1]111我们的文化传统以儒家的社会伦理本位为核心，以忠、孝为最高道德标准，强调“圣王崇拜、祖宗崇拜和天命崇拜”，“从而限制了独立人格的塑造，造成主体精神的缺失，个性受到禁锢，习惯于因循守旧，缺乏创造力”，[1]223导致中国人缺乏法权人格，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丰厚的“人学”资源。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庙宇设施、文化典籍和典章制度这三个层面，而“文化传统”不仅是古人的文化遗存，一种已经存在的既定文化，而且是一个由过去到现在以至向无穷的未来不断敞开的开放系统。可以说文化传统就是你、我、他，它已渗透在我们的血脉之中，成为我们的心理积淀，融入到我们每个中国人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之中；它是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基本文化因子。比如现在强调法治、建立契约社会，但不能丢弃中华民族的情感纽带——由家庭、村社、社区长期建立起来的道德情感的纽带和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这些“礼俗”和美德是法治社会的基石和保障。因此，无论批判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还是文化传统，都不能只讲糟粕不讲精华，也不能只讲精华不讲糟粕，而是要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存在，即研究“活”的传统，在批判中继承与弘扬，在克服我们自身的弱点的同时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传统犹如血脉，绝不可以隔断。
最后，充分开掘和利用中西方人格理论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可用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和”字，孔子提出“和为贵”、“和而不同”等思想；孟子有“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理念；荀子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的思想；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理念，认为“道”可化解阴阳二气互相对立和冲突，使各种对立物处在“道”的和谐的统一体中。天下为公、民胞物与的社会理想体现了历代中国人向往大一统的美好愿望。“和”的思想渗透在老百姓日常生活和社会心理中，有“家和万事兴”、“和衷共济”、“和气生财”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塑造了中国人的仁爱、中庸、务实的人格特征。和谐的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一，这是一种和谐的辩证思维的方法论原则，它的根本精神在于协调各种关系，以促进事物的正常发展。它告诉我们，社会矛盾除了在对抗中通过斗争解决之外，还可通过调和、妥协等途径来消解。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这种和谐的辩证法是化解各种人民内部各阶层矛盾的极高明的智慧，它可以和唯物辩证法相互说明、相得益彰，而且在道体上以追求真善美高度统一为目标，强调“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包容天地的宏大气象。其二，传统的和谐思想强调天、地、人“三才”一贯之道，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自身的身与心的全方位的整体和谐，是一种朴素的系统论。例如《易经》是阐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及人的自我身心法则的经典，它在五千年中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人生哲学；《道德经》从自然之道到社会组织、从生命运动的规律到自然观与人文观的统一，讲的是和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和人的生存和生命的智慧；《黄帝内经》从衣食起居到经络气血运行，讲的是人类自身的身与心如何协调发展，自然大宇宙与人的心理小宇宙如何协调运行，以揭示人的健康长寿之奥秘。至于《论语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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