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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下——殷周之际对中国文化的奠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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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6: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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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久安的深切认识，无论就其深度和广度而言，都绝非那些只知取天下和守天下的后世帝王所能望其项背。这个“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的文化创造，用王国维的话说，“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7]56，也即把一切人都统摄在一个具有统一的价值标准的社会共同体之中。而这个社会共同体的内在灵魂不是别的，就是被中国古代文化视为最高理想的“王道”或“王天下”。“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于是乎观之矣。”[7]68 这是《殷周制度论》的结语，也是全篇的点睛之笔，因为揭示“周之所以王”的内在奥秘，正是王国维这篇力作的主旨所在。
但是，这个代表了中国古代最高理想的文化创造并不是周人从一开始就完成的，而是在经历了严峻的挑战之后，针对着王权所面临的深刻危机逐步实现的。
周人取得克商战争的胜利后，并没有马上做出特殊的也即特别异于商的文化创造，而是基本沿袭了商的方国联盟制，这从武王克商后只是停留于“兴灭继绝”的策略，对传说中的古代圣王之后(所谓“三恪”，也即享有盛誉的古老部落)进行笼络，并在商的旧地设置三监即班师西归，看得十分明白。但在武王死后，随即发生了三监和东夷的叛乱，这对刚刚取得胜利的周人无疑是一场严峻的挑战。这场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王位继承的合法性问题，一方面是王权对被征服的东方部落的控制问题。
成王之前，周人在王位继承的问题上，本无定法。太王古公父不传太伯、仲雍而传季历，文王舍长子伯邑考而立武王，武王临终则要将大位传于其弟周公旦，有所谓“我兄弟相后”[8]《逸周书·度邑解》的嘱托，这些都是明证。关于周公的继位称王，历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实，只要不带任何成见，就会发现《尚书》的《大诰》、《康诰》、《酒诰》等篇中，周公均是直接以王的身份发布诰令，周公继位称王应该是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争议之起，在于春秋时人的成见。因为按照成王以后的定制，周公以武王之弟的身份而居王位是不合周礼的，是为“非礼”。但是，周公是“礼”的创立者，是周人心目中的圣人，因此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正视周公继位称王的事实，一方面又不得不极力为周公讳言，这才弄出了许多含混不清甚至自相矛盾的说法。
真正的麻烦是由周公的兄弟们引起的。武王死后，周公依武王的遗嘱继位称王，这本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但是，以管叔为首的叛乱却提出了棘手的问题，因为这场叛乱是针对着王位的，涉及王位继承的合法性。周人的继统虽无定制，但此前奉行的基本是父死子继的原则。或许，武王临终传位给周公而不是成王，多少是受了商人兄终弟及观念的影响。但由此却引起了纷争，因为无论按照周人的传统还是商人的定制，周公都不具备严格的继位称王的合法性：按照周人的传统，继位称王者该是成王或成王的兄弟；而按照兄终弟及的商制，最有资格继位称王的也应该是管叔而非周公，因为管叔是武王之弟周公之兄。虽然真实的起因是对王位的觊觎，但叛乱者打出的旗号却是成王。这一点，《尚书》中说得很明白：“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6]《尚书·金縢》
在周的地盘内，周公无疑是掌握大权的实力派，如果只是畿内的几个兄弟发些非分之想，是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的。这正如先前的太伯、仲雍，至多不过逃出周地远走他乡罢了(我们很怀疑后世儒者的溢美之词，总觉得太伯、仲雍的“乃荆蛮”可能也和王位的争夺有关)。但是，以管叔为首的发难却不同，乃是起于刚被征服的殷商旧地，且引起了整个东部地区的连锁反应。周面临的不是一场简单的畿内王位纠纷，而是一场打着合法旗号但却来自畿外的全面战争。《逸周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武王既归，乃岁，十二月崩镐，歹聿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8]《逸周书·作雒解》这里的逻辑关系十分清楚：武王“崩”，周公“立”，于是有三叔和东夷及熊盈的“略”。而一个“略”字说得很明白，也就是起兵大举进犯了。(注：“略”或以为“畈”之误，“畈”同“畔”，与“叛”通。参见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4页；杨宽直解为“起兵进攻之意”，似更确，谨从此说。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又：杨宽他处引《作雒解》，亦作“畔”，例见《西周史》第550页。)
面对这场突发的危难，周公义无反顾起而应战，他自己说得很明白：“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6]《尚书·金》但是，周公的出征一开始就遭到畿内族众和同盟者的强烈反对，即使周公宣称占卜得到了吉兆也无济于事。《尚书》中有这样的记载：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尔庶邦，于伐殷逋播臣。”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曷)不违卜?”[6]《尚书·大诰》
看起来，反对者的理由很充分：(1) 局势过于凶险(艰大)；(2) 民心不稳定(民不静)；(3) 反叛者或为周的王室成员(王宫)，或为同盟者的宗亲(邦君室)，或为自己的父辈亲属(予小子考翼)。因此，反对者甚至要求周公违逆占卜的结果放弃出征。当然，周公最终说服了族众和同盟者，并由此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平乱、二度克商和进一步拓展势力的东征战争。东征战争取得辉煌的胜利，不仅保住了武王克商的成果，而且极大地拓展了周的势力范围。
但是，东征战争的胜利，并没有解决由三监和东夷叛乱所引发的王位继承的合法性问题，也没有解决周的王权对被征服部落的控制问题。相反，随着周的势力范围前所未有的扩大，这两个问题都以更为紧迫的形式摆在蒸蒸日上的周人，特别是以周公为首的周统治集团的面前。
正是从这里出发，周人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文化创造。
三、周的文化创造：宗法
周公继位称王受到来自畿外亲兄弟的挑战，虽然他是畿内的实力派，但依然必须寻求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者。很显然，在这场围绕着王位继承的冲突中，周公的同盟者至少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拥有相当资历的实力派，不然虽为同盟却于事无补；第二，必须与王位继承权无涉，否则当无异于养虎为患。十分幸运的是，周公找到了这样的同盟者，这就是姜姓的太公望和姬姓的召公。《尚书》记载：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6]《尚书·金》
这里的二公，就是太公和召公。只因为周公说服了二公并争取到二公的加盟和支持，他才能够依靠同盟的力量赢得东征战争的彻底胜利。由于古代文献的阙轶和过于简略，二公加盟的具体情势究竟如何已经无法确知，但却依然可以从中窥测到一些真实的信息。关于太公，《史记》有这样的记载：
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9]《史记·齐太公世家》
关于召公，《史记》也有记载：
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君不说周公。周公乃称：“汤时有伊尹，假于皇天；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般：率维兹有陈，保有殷。”于是召公乃说。[9]《史记·燕召公世家》
从司马迁的记载看，太公和召公，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一个在外，一个在内；一个为畿外的大国封君，一个为畿内的实力人物。正是太公和召公的内外相助，才有周公的“居东二年”、“罪人斯得”。但是，同盟是有代价的，是同盟各方彼此妥协，求同存异，以达成各自权利义务关系的统一和一致的结果。那么，在周初生死存亡的危难中结成的这个三公同盟，其权利义务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
先看太公。太公虽为武王克商的头等功臣，但毕竟是异姓，因此无缘要求周的畿内权利。太公受封于齐，正如周公之受封于鲁和召公之受封于燕；但不同的是，太公旋即至国，而周公和召公却皆不至国而留任畿内。武王死，周公立，“管蔡作乱，淮夷畔周”；太公看似无条件响应周公支持平叛，担负起“远东”外围征伐的重任，但同时却获得了至为宝贵的扩张和发展的权利和机会。很显然，齐在春秋时期的率先称霸，是与太公打下的大国基础不无关系的。
再看召公。召公是周的同姓，但不是王室直系，其实际的地位可能相当于族内长老。因为不是王室直系，因此无缘觊觎空悬的王位；但因为是周的族内长老，因此又有权对周公的继位称王“疑之”和“不说(悦)”。对于召公的“疑之”和“不说(悦)”，周公自不能等闲视之，因此才有传世的《君》。一篇《君》，既是对召公的赞美，也是对召公的请求；既是周公自己的表白，更是对于结成同盟关系的允诺。周公说：“襄我二人，汝有合哉?”——除了我们二人，你还从那里找得到可以契合的人呢?正可谓一语道破，东征胜利后周畿内“分陕而治”的政治格局即由此而奠定。正因为有这样的政治契合，“于是召公乃说(悦)”，受封而不至国，“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所谓“亦”，正是相对于“周公元子就封于鲁，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而言。[9]《史记索引》
最后再来看周公。三公同盟的核心或“盟主”，当然是周公。但是，由于召公基于其身份、地位和实力而对周公的继位称王“疑之”和“不说(悦)”，因此要赢得召公的加盟，周公就不得不做出重大的让步。从事后的结果看，周公的让步归结到一点就是有条件地放弃“当国践祚”的权利：周公还政于成王，但却保留“自陕以东”的势力范围，坐镇成周而世为周公。周公还政于成王，被后世儒者加以道德的渲染，俨然成为德冠古今的第一圣人。在这一点上，即使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也概莫能外。但是，如果我们摘掉儒家传统道德的有色眼镜，就不难发现，周公的还政于成王实在是迫于客观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平衡而势所必然的事情。细读《尚书》的《召诰》和《洛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召公不折不扣已然就是成王的监护人和周公还政于成王的督察官：是召公领着“庶邦冢君”来到新建的成周洛邑向周公进献礼物，又是召公直接面对周公而向成王发表了一通长篇教诲，最后还是召公代表“王之雠民百君子越友民”向即将亲政的成王宣誓效忠，正所谓“保受王威命明德”是也。在周公，一方面是对来到新都洛邑的成王明确表态“朕复子明辟”(“复辟”一词即由此而来)，一方面则一如既往照例给予成王一通教诲。至于成王，却不过是在召公的保驾下完成了亲政的仪式，而后则程式性地下了一道让周公留守洛邑的命令即匆匆离去，依旧回他的镐京去了。所谓“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几千年来被人们吹得神乎其神的周公还政于成王的圣行，不过如此而已。
但是，正是在这种实力对比的权力平衡中，周初因管蔡叛乱引起的王位继承的合法性问题却平稳地得到了解决。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周初王位继承问题的实质究竟何在?
在某种意义上，周公继位称王本是名正言顺而并没有问题的。因为从现有的文献看，武王确实是明言传位于周公的。《逸周书》记载：
王[命旦]传于后。王曰：“旦!汝维朕达弟，予有使汝。……汝维幼子，大有智。……乃今我兄弟相后，我筮龟其何所即?今用建(逮)庶建。”叔旦恐，泣涕共手。[8]《逸周书·度邑解》
值得注意的是，武王讲出了传位于周公的两个理由：一是“维朕达弟”，二是“大有智”。而不管“达”和“智”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这里实质上是蕴涵着王位继承的一个原则，即把王位传给具有某种才能(不论这才能是“达”或“智”还是别的什么)的王室成员。但问题恰好就出在这个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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