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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三礼注》的思想史意义(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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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6: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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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也。”[221]上述两条例证是郑玄以汉代的赋税制度来对比解释《周礼》所记的赋税制度和保障制度，表明了制度上的历史继承性。
其次是《礼记注》，①《礼记·曲礼下》“君天下曰天子”，郑玄注云：“今汉于蛮夷称天子，于王侯称皇帝。”[222]这显然是指汉代因袭周代的“天子”之称和秦代的“皇帝”之称，同样是一种礼制性的承袭。②《礼记·王制》“狱成辞，史以狱成告于正，正听之”，郑玄注云：“正，于周乡师之属，今汉有正平丞，秦所置。”[223]这是在说明官制上的因袭关系。③《礼记·礼器》“因吉土以飨帝于郊”，郑玄注云：“飨帝于郊，以四时所兆，祭于四郊。今汉亦四时迎气，其礼则简。”[224] ④《礼记·明堂位》“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郑玄注云：“汉祭天，乘殷之路也，今谓之桑根车也。”[225] ⑤《礼记·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郑玄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共立一社，今时里社是也。”[226]
再有，在注《仪礼》时，郑玄多次提到汉代行礼与《仪礼》所记不同的情况。例如，在注《仪礼·乡饮酒礼》“乡饮酒之礼”时，郑玄在引述《周礼·地官》乡大夫之职的“以正月之吉，受法于司徒，……三年大比而兴贤者、能者”一段文字后说：“是礼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又说：“今郡国十月行此饮酒礼，以党正‘每岁邦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之说，然此篇无正齿位之事。”[227] 对此，胡培翚《仪礼正义》有所说明：“案汉时乡饮酒礼，今不可考。建武时，伏湛奏行乡饮酒礼，遂施行之。《礼仪志》：明帝永平二年，郡国县道行乡饮酒礼于学校。至郑君盖尚遵而行之，故据所目见以证其相异也。”[228] 接着，郑玄还指出了汉代行乡饮酒礼时服饰上的不同，《仪礼·乡饮酒礼》“乡朝服而谋宾介，皆使能，不宿戒”，郑玄注云：“朝服，冠玄端，缁带，素█，白屦。今郡国行此乡饮酒之礼，玄冠而衣皮弁服，与礼异。”[229]又与上述例证相类似，在注《仪礼·乡射礼》时，郑玄称“今郡国行此礼以季春”[230]，又《仪礼·乡射礼》“主人朝服，乃速宾，宾朝服出迎”，郑玄注云：“戒时玄端。今郡国行此乡射礼，皮弁服，与礼为异。”[231] 又如，《仪礼·聘礼》“又释币于行”郑玄注云：“今时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遗礼乎？”[232] 与此相类，《礼记·祭法》郑玄注有云：“今时民家，或春秋祭祀司命、行神、山神”[233]。胡培翚《仪礼正义》以为“是皆举汉法为况也”[234]。
郑玄《三礼注》中对《汉律》、《汉礼》、以及汉代制度的称引和称述，除了以便于理解古代制度而相比况外，还充分体现出礼仪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因袭损益的关系与痕迹。宋儒对郑玄注《三礼》多“以汉制况周制”有所讥评。清儒陈澧明言：“以后代之官况古官，以后代之事况古事，其来远矣。先郑以此法注《周礼》（杜子春亦用此法），后郑因之，所举汉制愈多。”[235]又正如陈澧所说的，唐贾公彦《周礼疏》能发明郑玄此中意义。陈澧概括出其疏语“最精要者”有，称郑玄注“是举今以晓古”（见《周礼·鼓人》“帗舞”注贾疏），又“引汉法为证，……古虽无言，汉亦依古而来”（见《周礼·方相氏》注“天子之椁柏”贾疏），又“周法无文，皆约汉法以况之”（见《周礼·掌节》“符节”“玺节”“旌节”注下贾疏），还有“夷三族，乃乱世接之法，何以解太平制礼之事乎？”（见《周礼·司烜氏》“屋诛”注引郑司农“谓夷三族”下贾疏）[236]通过贾公彦疏的揭示，我们更能体会出郑玄注《三礼》“以汉制况周制”的多重含义。据此，陈澧批评宋儒说：“《困学纪闻》引徐筠《微言》，谓郑注误引汉官以比周官，此徐筠之浅陋，盖未读贾疏忽耳。”[237]
（3）申述礼乐的意义
在《三礼》中，不仅记录着繁复的礼乐程式和制度，还包含有极为丰富的礼乐思想，郑玄在这些方面的诠释和解说颇为详尽，特别注重了对礼乐作为先王之道的功能和意义加以申述和说明，从而成为《三礼注》中比较厚重和有特点的一部分内容。
首先，郑玄在《三礼注》中，一再强调说明先王功成而作乐的历史。如《礼记·礼器》“礼也者，反其所自生。乐也者，乐其所自成”，郑玄注云：“制礼者，本己所由得民心也。作乐者，缘民所乐于己之功。舜之民乐其绍，尧而作大韶；汤武之民乐其濩伐，而作濩武。”[238]又《礼记·乐记》有“名与功偕”郑玄注云：“为名在其功也。偕犹俱也。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武王作《大武》，各因其得天下之大功。”[239] 此外，还有更详细的说明就是，《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濩》、《大武》”，郑玄注云：“此周所存六代之乐，黄帝曰《云门》、《大卷》，黄帝能成名万物，以明民共财，言其德如云之所出，民得以有族类。《大咸》、《咸池》，尧乐也；尧能禅，均刑法以仪民，言其德无所不施。《大磬》，舜乐也，言其德能绍尧之道也。《大夏》，禹乐也，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国也。《大濩》，汤乐也，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乐也，武王伐纣以除其害，言其德能成武功。”[240]按照郑玄的解释，先王制作礼乐本身就具有德治的象征意义。
其次，郑玄结合对《仪礼》中的行礼、奏乐和唱诗等方面内容的详细解说，进一步申述和发挥了其对“礼”、“乐”、“诗”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从中我们可以出郑玄对与“礼”有关的“诗”和“乐”的熟悉程度，以及他对其中所涉及的“礼义”、“诗义”的理解和认识。
例如《仪礼·乡饮酒礼》有“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郑玄注云：“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鸣》，君与臣下及四方之宾燕、讲道、修政之乐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宾，嘉宾既来，示我以善道。又乐嘉宾有孔昭之明德，可则效也。《四牡》，君劳使臣之来乐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将父母，怀归伤悲，忠孝之至，以劳宾也。《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之乐歌也。此采其更是劳苦，自以为不及欲咨谋于贤知，而以自光明也。”[241]《燕礼》解同此[242]。
又如《乡饮酒礼》有“乐《南陔》、《白华》、《华黍》”，郑玄注云：“《南陔》、《白华》、《华黍》，《小雅》篇也，今亡，其义未闻。昔周之兴也，周公制礼作乐，采时世之诗以为乐歌，所以通情相风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后世衰微，幽厉尤甚，礼乐之书稍梢废弃。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谓当时在者而复重杂乱者也，恶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与周大师归，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间，五篇而已。此其信也。”[243]《燕礼》解同此[244]。
还有，在解释《乡饮酒礼》中的“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的时候，郑玄说：“六者皆《小雅》篇也。《鱼丽》言太平年丰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优宾也。《南有嘉鱼》言太平君子有酒乐与贤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礼下贤者，贤者累蔓而归之，与之燕乐也。《南山有台》言太平之治以贤者为本，此采其爱友贤者，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寿考，又欲其名德之长也。”[245]《燕礼》解同此[246]。
再有，在解释《乡饮酒礼》“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萍》”的时候，郑玄注云：“《周南》《召南》，《国风》篇也，王后国君夫人房中之乐歌也。《关雎》言后妃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职，《卷耳》言后妃之志，《鹊巢》言国君夫人之德，《采蘩》言国君夫人不失职，《采萍》言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昔大王王季，居于岐山之阳，躬行《召南》之教以兴王业，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谓此也。其始一国耳。文王作邑于丰，以故地为卿士之采地，乃分为二国。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于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于南土。是以其诗有仁贤之风者属之《召南》焉，有圣人之风者属之《周南》焉。夫妇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国君与其臣下及四方之宾燕用之合乐也。乡乐者，风也。《小雅》为诸侯之乐，《大雅》《颂》为天子之乐。乡饮酒升歌《小雅》，礼盛者可以进取也。燕合乡乐，礼轻者可以逮下也。《春秋传》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绵》，两君相见之乐也。然则诸侯相见与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与次国小国之君燕，亦如之；与大国之君燕，升歌《颂》，合《大雅》。其笙间之篇未闻。”[247]《燕礼》解同此[248]。
此外，《乡射礼》也有“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萍》”，郑玄的解释是“不歌，不笙，不间，志在射，略于乐也。不略合乐者，《周南》《召南》之风，卿乐也，不可略其正也。”自周文王“乃宣《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故谓之乡乐，用之房中以及朝庭飨燕乡射饮酒。此六篇其风化之原也，是以合金石丝竹而歌之。”[249]又《乡射礼》有“命大师曰奏《驺虞》，间若一”，郑玄注云：“《驺虞》，《国风·召南》之诗篇也。《射义》曰《驺虞》者，乐官备也。其诗有‘壹发五豝、五豵，于嗟驺虞’之言，乐得贤者众多，叹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天子之射节也。而用之者，方有乐贤之志，取其宜也。其他宾客、乡大夫则歌《采萍》。”[250]
以上几段，在郑玄《三礼注》中是篇幅比较长的几段注文，并且有重复出现。似乎表明郑玄一定要将有关内容解释清楚才满意。他无非是要讲明，在具体的礼仪程式中相应的“乐”和“诗”所具有的历史内涵和道德意义。
正是由于郑玄对古代礼乐、诗歌有如此熟识的了解，所以能够深刻体会到其中的深厚内涵及意义，并在一般意义上加以思想引申和发挥。例如《礼记·乐记》“乐极则忧，礼粗则偏矣”，郑玄注云：“乐，人之所好也，害在淫侉。礼，人之所勤也，害在倦略。”[251]又同篇“化不时则不生，男女无辨则乱升，天地之情也”，郑玄注云：“乐失则害物，礼失则乱人。”[252]又《礼记·仲尼燕居》“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郑玄注云：“歌《诗》，所以通礼意也。作乐，所以成礼文也。崇德，所以实礼行也。……则古之人皆知诸侯之礼乐。”[253]还有，《周礼·春官·大师》“以六律为之音”，郑玄注云：“以律视其人为之音，知其适宜何歌。子贡见师乙而问曰：‘赐也闻乐歌各有宜，若赐者宜何歌？’此问人性也。本人之性，莫善于律。”[254]在此郑玄通过对先哲言语的领会而引申出自己的判断，揭示着传统的礼乐、诗歌的价值与意义。
五 郑玄《三礼注》的主要思想内容
《三礼》之作为经典，不仅在于其包含着制度性内容，还在于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性、观念性和义理性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三礼》可以说是传统思想的经典集成。那么，当后来的诠释者对这些思想性、观念性和义理性的内容进行诠释和解说时，总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诠释者的思想倾向与价值理念。也就是说，对前人的思想而思想自然显出自己的思想，解释前人思想的同时就包含了自己的思想。我们试想，面对着古代圣哲贤人的充满思想内涵的话语和字句，不从思想上加以思考和理解，又怎么能究其本义而传于学子并以教世人呢？在我们所看到的郑玄《三礼注》中就体现着他的思想活动和价值取向，其中无疑包含着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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