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懿行《郑氏礼记笺序》说：“《礼记》，丛书也。汉儒言《礼》惟高堂生十七篇，学者以为正经，此其传也。……魏晋以后此书盛行，并尊康成之注，盖以郑学莫精于礼，是书于郑学尤其精者也，虽或旁引纬书，时生异解，祫褅偏信鲁礼，《王制》多指夏殷，五庙但守元成，七祀惟据《祭法》，六天二地，王肃驳其违，配嚳南郊，赵匡矫其失。此则大醇之中不无小疵。然而名物度数、先古遗文，博参互证，可谓此书之功臣，注家之鼻祖。”

    陈澧在他的《东塾读书记》中有《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和《郑学》的专论部分，对郑玄及其《三礼注》的学术成就与得失有比较全面的论述和评价，代表了清儒的总结性的观点，成为我们今天研究郑玄及其《三礼注》极有参考价值的文献。在总体上，陈澧对郑玄及其《三礼注》评价是比较客观和比较公允的。他所说的“自魏晋至隋数百年，斯文未丧者，赖有郑君也”[368]，可以说是对包括《三礼注》在内的郑玄学术的高度肯定，也可视为有清一代评价郑玄学术的总结性的断语。   

    综观以上所述，郑玄《三礼注》之学历千百年之久，或褒或贬，任凭人们的评说，但其学术的影响力却绵延不绝，直至今日仍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古代礼学不可以不读的重要的注疏经典，立言之德，泽及后世学人。

                                     结    语

郑玄所处的时代既是一个经学政治的时代，又是一个以经为法、以礼为法的时代，同时也是汉代政治逐渐走向没落的时代。郑玄的抱负就在于对周公之法作出自己的诠释，以为后世制法。正如清儒戴震所言：“郑康成之学，尽在《三礼注》。”[369]《三礼注》就是郑玄注疏学的核心。而对礼的解释又可以说就是对法的解释，《三礼》本身就是传世的大经大法，而以《周官》为首。尽管光武中兴后废除《周官》的官学地位，但其影响却从未中绝。郑玄将《三礼》融会贯通以为注，关注的不再是分别的三部经典，而是其中共同体现出的“礼”的制度、观念和法的意义。尽管体大思精是当时经师所普遍具有的风范，但是在经过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之后，只剩下郑学得以流传这一自有其历史深意在的现象。

诚然，在郑玄的《三礼注》中，错谬之处不在少数，时常受到后世学者的指摘，但是正如清儒陈澧所说：“自非圣人，孰无参错？前儒参错，赖后儒以辨之。辨其未明者而明者愈明，辨别其未合者而合者愈合，故足贵也。然辨其参错，不可没其多善。后儒不知此义，读古人书，辨其参错，而其多善则置之不论，既失博学知服之义，且开露才扬己之风。此学者之大病也。由失郑氏家法故也。”[370]存善辨错本是郑玄《三礼注》对先儒注家所持的公允的态度，“庶成此家世所训”[371]，我们今天研究郑玄的《三礼注》，更多的还是应该注重其对古代制度思想所做的解释的合理性和合时代性，以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郑玄的时代和距离他已经比较遥远的古代的制度与思想。

在以祖述经典为传统的中国古代，无数的思想家、经学家或为之作传、作记、作注，或离开本经而为论，其中固有大儒、小儒、雅儒、俗儒等多样的历史名声，而为当时或后世的同道或异道的学人所称道或讥评，所效法或鄙弃。但是，经典文化和经典政治本身所造就的“经注”这样一种思想传播和发展的方式始终有其生命力。当然，在惟有关乎重大制度礼仪的争论与辨析才显出其思想性意义之外，对经典中关乎宗教信仰、道德伦理和政治法律的观念和义理的解释，实际上都包含着经注家的思考和选择，其中既有时代性也有个性。他们又何尝不可以称作是思想家，尽管他们的思维直贴经典，直贴经典中的思想。解释思想往往就包含了思想，为思想而思想同样是思想。这就是大经注学家作为思想家而存在的意义，也是思想家注释经典而作为经注家存在的意义。有些思想家在思想史的舞台上，还同时扮演着双重角色（如后世的朱熹、王船山）。换句话说，在思想史的意义上，有的思想家与经典更贴近一些，有的则远离一些；有的经注家离思想更贴近一些，有的则远离一些。并不都是完全一样的表现。“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构成了以经学为核心的思想传播和发展的多样性与广阔性。

随着历史的变迁，作为经典的对象终会随之变换，而这往往正是孕育新思想的始点。新确立的经典成为新思想得以展现的载体，对新经典的诠释则包含了新的思想。从魏晋时期的以“三玄”为经典，到唐代的回归“五经”，再到宋代的发现“四书”。思想史的变迁，往往体现了其时代性特色。

郑玄《三礼注》的流传与经典化，除了其对《三礼》中古代制度诠释上的相对合理之外，又不能不说他对《三礼》制度加以裁量辨析的思想背景和对《三礼》中的思想性内容的诠释和发挥，既贴近于本经，又可以满足后世对经典的认识和理解。在《三礼》方面，魏晋南北朝隋唐学人的是郑从郑，宋代学人的非郑贬郑，清代学人的褒郑解郑，或取或舍，或存或废，自有其时代性的选择标准，也包含学术界理解与认识上的不同，从而演绎出了以经学为代表的学术思想史上的多样性的历史篇章。

那么，我们今天，在为追叙历史中的思想而研究和解释郑玄和他的《三礼注》的时候，是否能够真正关切到他的思想，他的时代呢？裁量古人一如裁量我们自己，理解古人一如理解我们自己。

（资料来源：选自《礼学思想体系探源》中州古籍出版社（河南）,2005年1月。）

[①] 《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本，第1936页。

[②] 王利器《郑康成年谱》，齐鲁书社，1983年3月；张舜徽《郑学丛著》齐鲁书社，1984年6月；杨天宇《论郑玄〈三礼注〉》，《文史》第二十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10月。高明《礼学新探·郑玄学案》，台湾学生书局，1978年（三版）。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两汉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4月第1版；章权才《两汉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1月。此外，台湾有年轻学者如车行健、彭美玲等曾以“郑玄的经注”为题做博士、硕士论文，也是做过不少研究的。

[③]《曝书亭集卷六十·郑康成不当罢从祀议》，王利器《郑康成年谱》第345页引。

[④] 《曝书亭集卷六十·郑康成不当罢从祀议》，王利器《郑康成年谱》第345页引。

[⑤] 据《后汉书·马融传》记载，马融先后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老子》、《淮南子》《离骚》、《列女传》等，今皆不传。中华书局本，第7册，第1972页。

[⑥] 《汉书·礼乐志》。中华书局本，第1030页。

[⑦] 《史记·儒林传》。中华书局本，第3126页。

[⑧] 参见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第3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⑨]《后汉书·儒林传》称：“孔安国所献《礼》古经五十六篇及《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中华书局本，第2576页。

[⑩] 荀悦《汉纪·成帝篇》云：“刘歆以《周官经》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 。”

[11]《儆季杂著文钞》卷四，《答郑康成学业次第问》，王利器《郑康成年谱》第83—85页引。

[12]《沅湘通艺录》卷一，《郑注〈礼记〉在注〈周官〉后考》，王利器《郑康成年谱》第86页引。

[13] 贾公彦《序周官废兴》引马融《周官传》，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简体本，《周礼注疏》，第7、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4] 《汉书·艺文志》“六艺略   礼类”有“《周官经》六篇”，班固注曰：“王莽时，刘歆置博士。”

[15] 《汉书·王莽传》。中华书局本，第12册，第1939页。

[16] 贾公彦《序周官废兴》引马融《周官传》，标点简体本《周礼注疏》，第8页。

[17] 贾公彦《序周官废兴》引郑玄《序》，标点简体本《周礼注疏》上册，第8页。

[18] 《后汉书·张衡列传》：“著《周官训诂》，崔瑗以为不能有异于诸儒也。”中华书局本，第1939页。

[19] 贾公彦《序周官废兴》引郑玄《序》，标点简体本《周礼注疏》，第9页。

[20] 贾公彦《序周官废兴》，标点简体本《周礼注疏》，第9页。

[21] 标点简体本《周礼注疏》，第424页。

[22] 《后汉书·桥玄传》，中华书局本，第1695页。

[23]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简体本，《礼记正义》，第9页。

[24] 标点简体本《礼记正义》，第877页。

[25] 标点简体本《周礼注疏》，第681页。

[26] 标点简体本《礼记正义》，第424页。

[27] 标点简体本《礼记正义》，第320页。

[28] 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953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29] 例如：《爵》（引《曲礼》、《王制》、《中庸》）、《号》（引《曾子问》、《月令》）、《社稷》（引《祭义》、《祭法》、《郊特牲》、《乐记》）、《丧服》（引《间传》、《杂记》）、《姓名》（引《内则》、《檀弓》）、《谏诤》（引《玉藻》）。

[30] 郑司农云：“询，谋也。《诗》曰‘询于刍荛’，《书》曰‘谋及庶民’”。参见孙诒让《周礼正义》，第11册，第2762页。《诗》引自《大雅·板》，《书》引自《洪范》。

[31] 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本，第2864页。

[32] 郑司农云：“贞，问也。《易》曰‘师，贞于丈人’。问于丈人。《国语》曰‘贞于阳卜’。”参见孙诒让《周礼正义》，第6册，第1568页。

[33] 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本，第1886页。

[34] 有关以下所述郑玄称引经、史、诸子百家等的详细例证和分析，参见拙著《礼学思想体系探源》（待出版）中《郑玄三礼注考实——兼论其思想史意义》一章的相关内容。

[35] 分别见于胡培翚《仪礼正义》，第306、604、992、1117、1125、1454、1467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6] 见于所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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