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是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288]又如《礼运》“百姓则君以自治也，养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显也。故礼达而分定，故人皆爱其死而患其生”，郑玄注云：“人之道，身治、居安、名显，则不苟生也。不义而死，舍义而生，是不爱死患生也。”[289]又同篇“故明于顺然后能守危也”，郑玄注云：“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290]又《大学》“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郑玄注云：”仁人有财则务于施与，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贪于聚敛，以起财务成其富。”[291]
再有，作为处世哲学最终还是被归结到“礼”以及中庸之道上。如《礼记·曲礼上》“毋不敬”，郑玄注云：“礼主于敬。”又同篇“礼，不妄说人”，郑玄注云：“为近佞媚也。君子说之不以其道，则不说也。”[292]《中庸》“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郑玄注云：“过与不及使道不行，唯礼能为之中。”[293]又同篇“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郑玄注云：“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294]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郑玄对有关礼仪的道德象征意义也有说明，或可以说是当时的一般认识。如《仪礼·乡饮酒礼》“卒洗，揖让升，宾西阶上疑立。主人实觯酬宾”，郑玄注云：“酬，劝酒也。酬之言周，忠信为周。”又同篇“主人阼阶上拜送，宾北面坐奠觯于荐东，复位”，郑玄注云：“酬酒不举，君子不尽人之欢，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295]还有，在解释《仪礼·士相见礼》中的“士相见之礼，挚，冬用雉，夏用腒”时，郑玄注云：“挚，所执以至者。君子见于所尊，必执挚以厚其意也。士挚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时，别有伦也。”还有同篇“下大夫相见以雁”，郑玄注云：“雁取知时，飞翔有行列也。”[296]与此相类，《仪礼·士昏礼》“昏礼下达，纳采用雁”，郑玄注云：“纳采而用雁为挚者，取其顺阴阳往来。”[297] 这些都在于说明礼无虚设必有其意义，而道德意义则随处可见。郑玄注《三礼》也就是要揭示和解释这些意义的。
（3）历史意识及历史人物评价
在《三礼注》中，还能够反映出郑玄的思想活动的，就是他的历史意识以及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实际上在前面我们所提到过的郑玄的“以史解经”和辨析三代制度中，就已经充分体现出郑玄的的历史意识，或者说是他那个时代知识界和儒者间普遍的、依托于经典而以经典为判断的历史意识。此外还有一些内容可以作为补充，如《礼记·曲礼上》“太上贵德”，郑玄注云：“大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报。”又“其次务必施报”，郑玄注云：“三王之世礼始兴焉。”[298]又如《礼记·中庸》“子曰：‘无忧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郑玄注云：“圣人以立法度为大事，子能述说之则何忧乎？尧舜之父子则有凶顽，禹汤之父子则寡令闻，父子相成，唯有文王。”[299]这可以说是郑玄对三代先王政治的基本认识，当然内容很是有限。
在《三礼注》中，为解释一些字句，郑玄还提到一些历史人物，从中可以反观其对这些人物的评价。例如《周礼·夏官·司勋》“王功曰勋”，郑玄注云：“辅成王业，若周公”；又“国功曰功”，郑玄注云：“保全国家，若伊尹”；又“民功曰庸”，郑玄注云：“法施于民，若后稷”；又“事功曰劳”，郑玄注云：“以劳定国，若禹”；又“治功曰力”，郑玄注云：“制法成治，若咎繇”；又“战功曰多”，郑玄注云：“剋敌出奇，若韩信、陈平”[300]。同样的，这些也可以说是在郑玄时代具有普遍性的历史人物评价意识。而郑玄则是以经典中的“功”的标准为标准的。
同时，还有对一些反面性历史人物的评价，如《礼记·曲礼上》“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句下，郑玄注云：“四者慢遊之道，桀纣所以自祸。”[301]《礼记·大传》“名著而男女有别”，郑玄注云：“母妇之名不明，则人伦乱也。乱者，若卫宣公、楚平王，为子取而自纳焉。”[302]卫宣公、楚平王为子娶女而自纳之的事分别见于《左传》桓公十六年和昭公十九年的记载，此二人的行为是被郑玄作为乱伦的典型而列举的。又《礼记·乐记》“魏文侯问于子夏”，郑玄注云：“魏文侯，晋大夫毕万之后，僭诸侯也。”[303]在此，一个“僭”字的断语，就可以表明郑玄对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形势的判断，况且这里郑玄又是以“礼”作为判断标准的。
最后，值得关注的是郑玄对孔子的评价，基本是按照自孟子以来儒者所给以孔子的最高称谓——“圣人”——而称之。如《礼记·中庸》记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郑玄注云：“圣人而曰我未能，明人当勉之无已。”又同篇“庸德之行，……有余不敢尽”，郑玄注云：“圣人之行实过于人，有余不敢尽，常为人法，从礼也。”[304]《礼记·大学》“子曰：‘听讼，吾犹人也’”，郑玄注云：“圣人之听讼，与人同耳。”[305]这三处都是以“圣人”来称孔子的。也就是说，在郑玄的人物评价标准中还有个“圣”字。可以看出，孔子在郑玄的心目中是圣人先师的地位，而他自己的传学之道又有很多方面正是效法孔子的。
六 郑玄《三礼注》的影响与历史评价
郑玄《三礼注》本身首先是作为经学传授的范本而出现的。尽管郑玄有着探究上古三代以来礼仪法度的本义，并以其为依据而齐整一代制度的抱负，但因其身居汉末动荡之世，其影响也就只限于经学传授的范围。然而，自魏晋以后至于明请，历代的礼仪制度建设大多是以《三礼》为依据的，于是有许多方面都归结到了对郑玄《三礼注》的认同与否上，郑玄《三礼注》的影响及其历史评价也就显现出来了。
对郑玄之学首先提出辩难和非议并产生极大影响的是三国时的王肃。王肃主要活跃于魏明帝、齐王曹芳时期。据《三国志》记载，王肃父王朗通于经学，著有《易》、《春秋》、《孝经》、《周官》等“传”。而王肃本人“善马贾之学，而不好郑氏”[306]，自云“吾幼为郑学之时，为谬言寻其义”[307]。后其所为《尚书》、《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成为一代官学。又“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王肃还“集《圣证论》以讥短玄”。当时，郑玄的学生也有出来反驳王肃者，如孙叔然就针对王肃《圣证论》驳而解释之。[308]又有王基针对王肃的“著诸经传解及论定朝仪，改易郑玄旧说”而“据持玄义，常与抗衡。”[309]
三国时，除王肃之外不认同郑玄的还有虞翻、李譔。虞翻对郑玄的经注颇有微词，曾指出：“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310]这当然包括郑玄所注的礼经了。李譔则“著古文《易》、《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太玄指归》，皆依准贾、马，异於郑玄。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311]
从上述王肃的“善马、贾之学，而不好郑氏”和李譔的“依准贾、马，异於郑玄”来看，似乎透露出学派观点上的差异，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揭开一个迷团。从前面所论述的郑玄《周礼注》中，其对先前注家多称引郑司农、郑大夫和杜子春，而极少称引贾逵，更不见马融，这一现象与其后的王肃、李譔等人对贾、马的态度正好形成对照。也就是说，郑玄在经学观点和经义诠释上大概与马融、贾逵有着不小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本身既确立了郑玄的经学地位，也直接影响到后世对他的看法。
由于有王肃对郑玄的驳论代表着一个不同的学派，又因其为当时政治上的显要人物，所以魏晋时期的礼仪制度多取王肃之说。但是，也有用郑玄之说者。因而是或取或舍，与时为用，代有兴废。例如，魏明帝疑王莽时“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之事，以问王肃，王肃“亦以为《易》六子”，故不废。“及晋受命，司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应特立新礼，于是遂罢其祀。”[312]又晋武帝泰始二年正月，又为宗庙之礼也依据王肃之说[313]。同年十一月，有司议奏郊祀之礼“宜并圆丘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晋武帝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314]
相对而言，魏晋时，郑玄学术的影响依然存在，只是方面不同。如魏明帝时，针对东汉末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等“诸儒章句十有余家”所注《汉律》，以其“言数益繁，览者益难”而下詔，“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315]这也说明郑玄的学术地位并没有被动摇。又如在礼义的解释上，也有被取用者。晋穆帝（公元345—361在位）时，太常殷融依郑玄义，主张褚太后褚父裒“在宫廷则尽臣敬，太后归宁之日自如家人之礼”；其他人也称“父尊尽于一家，君敬重于天下，郑玄义合情礼之中”，太后从之。[316]而且，郑玄所谓“五雁六礼”之义，在皇家婚礼中也得到认同和施行。[317]再有，北魏时的元珍曾追述了郑学、王学在丧服禫祥之礼上的争论，其曰：“检王（肃）、杜（预）之义，起于魏末晋初。及越骑校尉程猗赞成王肃，驳郑（玄）禫二十七月之失，为六征三验，上言于晋武帝曰：‘……郑玄说二十七月禫，甚乖大义。臣每难郑失，六有征，三有验，初未能破臣难而通郑说者。’如猗之义，谓郑义废矣。太康中许猛上言扶郑，《释六征》，《解三验》，以郑禫二十七月为得，猗及王肃为失。而博士宋昌等议许猛扶郑为衷，晋武从之。王、杜之义，于是败矣。王、杜之义见败者，晋武知其不可行故也。”[318]
实际上，在以《三礼》本经为依据的基础上，礼家的解说和诠释往往只是起到以备参考的作用。正如唐朝史官所议论说：“王肃、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载，三千条之礼，十七篇之学，各以旧文增损当世，岂所谓致君于尧舜之道焉。”[319]由此反衬出郑玄《三礼注》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高于它的实用价值。在制定礼仪制度中尽可以不以其说为依据，但是并不影响它保存思想和传达思想。
到了南北朝时期，正如清儒陈澧所云：“南北朝议礼者，尤多引郑说。见诸史及《通典》者，不可胜举也。”[320]其实，郑玄《三礼注》的影响在前期比较突出，后期则有所变化。
南朝以刘宋朝廷为代表，一改晋朝多依王肃之说行礼的情形，在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等方面多据郑玄《三礼注》之说。每当有议礼仪之事，礼官们常常称引郑玄《三礼注》以为说，得到朝廷认可后而得以施行。如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黃门侍郎王准之奏曰：“郑玄注礼，三年之丧，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为制。江左以来，唯晋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玄义．夫先王制礼，以大顺群心。丧也宁戚，著自前训．今大宋开泰，品物遂理。愚谓宜同即物情，以玄义为制，朝野一礼，则家无殊俗。”从之。[321]当年冬十月辛卯，诏改晋所用王肃祥禫二十六月仪，依郑玄二十七月而后除[322]。又如宋孝武帝孝建二年（公元455）正月，有司奏议郊祀礼仪，太学博士王祀之一再称引郑玄《三礼注》加以议论[323]。又如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有司奏议宗庙禘祫之礼，博士孙武称引郑玄注《礼记·祭法》、《王制》、《丧服小记》的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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