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刘宋之后，萧齐朝廷的议礼事宜中，礼官们对郑玄《三礼注》的称引率依然很高。诚然，有不少时候是郑玄与王肃的解说一并对比称引，也有的是两者兼有取舍。如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80年）右仆射王俭议郊殷之礼，兼引郑玄《周官·匠人注》、《礼记·郊特牲注》、《郑志》郑玄答赵商问以为说[325]。又齐武帝永明元年（公元483年）帝欲迁郊礼日，尚书令王俭兼引郑玄、王肃之语以为谏[326]。又永明二年兼太常丞相蔡仲熊兼引《郑志》、“郑玄云”，认为刘宋“创立明堂，郊还即祭，是用《郑志》之说，盖为《志》者失，非玄意也”[327]。还有齐明帝建武二年（公元495年）“有司议雩祭依明堂”，祠堂部郎何佟之议称引《周礼·司巫》、《女巫》文及郑玄注、《礼记·月令》文及郑玄注，兼王肃之说以论之[328]。其他还有对郑玄《仪礼注》的称引[329]。而对于前代一些礼仪的沿革，则有如顾暠之对郑玄的评价曰：“推晋之革魏，宋之因晋，政是服膺康成，非有异见者也。”[330]

在梁、陈之间，郑玄《三礼注》也时常为儒者礼官议礼时所称引。其中有以批评的角度来称引的，如梁武帝时，许懋因封禅之说而对郑玄提出批评说：“臣案舜幸岱宗，是为巡狩，而郑玄引《孝经钩命决》云：‘封于泰山，考绩柴燎，禅于梁甫，刻石纪号。’此纬书之曲说，非正经之通义也。……郑玄有参、柴之风，不能推寻正经，专信纬候之书，斯为谬矣。”[331]此即前引郑玄注《礼记·礼器》“因名山，升中于天”一句而引《孝经说》云。也有招致批评的，梁武帝敕礼官议论皇子慈母之服，司马筠称引郑玄《礼记·曾子问注》、《仪礼·丧服经注》以为“三母止施于卿大夫”，又说“寻诸侯之子尚无此服，况乃施之皇子。”梁武帝以为不然，且批评郑玄说：“郑玄不辨三慈，混为训释，引彼无服，以注‘慈己’，后人致谬，实此之由。”[332]陈武帝时的沈洙、许亨都曾称引郑玄《礼记注》、《周礼注》以说礼[333]。

在北朝，以北魏朝廷为代表，郑玄《三礼注》的影响和评价与刘宋比较类似。一方面，在多种议礼活动中，礼官常常以称引郑玄《三礼注》为依据；另一方面，也有兼及王肃等诸家之说以议论，甚或以郑玄之说为非者，反映出某些认识与评价上的不同。例如孝文帝太和十三年，帝诏议郑玄、王肃解禘祫之礼而异说之是非，终以帝所裁定“互取郑、王二义”为制[334]。后世宗景明二年，孙惠蔚上言议禘祫之礼则主张“取郑舍王”[335]。又孝文帝时，有封轨议明堂辟雍称引郑玄《周官·匠人职注》而主五室之说[336]。世宗宣武帝时，刘芳议学校之制称引郑玄《礼记·学记注》兼引王肃注以为说[337]又议郊祀之礼而兼引郑玄《礼记·月令注》以及贾逵、卢植、许慎、高诱、王肃等人之说[338]，又以社稷无树而上疏引郑玄《周礼·司徒职注》、《封人职注》等以论之[339]。肃宗孝明帝时议建明堂，贾思伯引郑玄《周礼·考工记注》、《礼记·王制注》、《月令注》以说之[340]。还有就是在议论丧服之礼时，多有称引郑玄注以相辩驳，如世宗永平四年，有议能否为祖母服三年之丧者[341]；延昌二年，有议三年之丧，二十七月与二十五月禫祥之别者[342]；延昌三年，有王妃薨、国公兄子亡，议“出入如作鼓吹不”者[343]；等等。

    除上述情形之外也有非郑玄之说者，如宣武帝时，陈奇就“爱玩经典，博通坟籍，常非马融、郑玄解经之旨，志在著述《五经》。始注《孝经》、《论语》”，所注《论语》，“其义多异郑玄”。并因时儒游雅“赞扶马郑”而至于争论[344]。又有李谧作《明堂制度论》而言“余恐为郑学者苟求必胜，竞生异端，以相訾抑”，又以郑玄〈礼记·明堂位注〉及其《礼图》所说有不可通者，足见其对郑学的疑议[345]。

说到北魏一代诸儒对郑玄的评价，以世宗宣武帝时袁翻为最高，其云：“郑玄之训诂《三礼》，及释《五经异义》，并尽思穷神，故得之远矣。览其明堂图义，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确乎难夺，谅足以扶微阐幽，不坠周公之旧法。”此说可谓代表了当时宗郑者的观点[346]。

进入隋唐时期，郑玄的《三礼注》居于官学地位，朝廷议礼也少不了称引以为依据。《隋书·经籍志》说：“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唯郑注立于国学。”又到唐高宗四年，“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347]，而科举考试科目以《三礼》中的《礼记》为上经，《周礼》、《仪礼》为中经，又贾公彦作《周礼疏》、《仪礼疏》，这样郑玄《三礼注》的权威地位就进一步巩固。在《礼记疏》中，孔颖达多次强调“礼是郑学”，即虽然也有对郑玄的解释存在疑问，或认为郑玄的解释有不尽经意之处，却并不予以深究，而是一再言称“但礼是郑学，故具言之耳，贤者裁焉”，“但既祖郑学，今因而释之”、“礼既是郑学，故具详焉”、“礼是郑学，今申郑义”[348]。此寥寥几句，就足见郑玄礼学在孔颖达等人心目中的权威地位，也就是郑玄礼学在唐代的权威地位。又武则天万岁通天初年，史承节为郑玄撰写碑铭，盛赞郑玄学术是“囊括坟典，精穷奥秘，《六艺》殊科，《五经》通义，小无不尽，大无不备”[349]，这也可以说是对其《三礼注》为代表的学术的整体评价。

另外，从《旧唐书·礼仪志》所记来看，当时，尽管仍有礼官议礼时以王肃之说为是，以郑玄之说为非，如高宗显庆元年，太尉长孙无忌与礼官奏议明堂之制，以郑玄注《礼记·祭法》所解“不晓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义旨”；又显庆二年，礼部尚书许敬宗与礼官奏议，对朝廷祠令及新礼并用郑玄六天、圆丘、南郊、明堂之议提出异议，认为“郑玄此义，唯据纬书”，“考其所说，舛谬特深”；[350]至唐代宗宝应二年时，还有谏议大夫黎幹进议状为十诘十难，就郑玄对郊祀圆丘之礼的解说加以发难[351]。但是，在具体的朝廷礼仪建制与实施上，郑玄所解礼义还是多受到重视和遵行的。官修《贞观礼》、《显庆礼》的兼用即保留有所谓“古礼郑玄义”。[352]确实如唐代宗的黎幹所说，有唐一代，“所称今《三礼》行于代者，皆是郑玄之学。”[353]

    从整体上对郑玄《三礼注》作出评价的是宋儒。其中当首推宋叶时的《礼经会元》，他说到：

    大抵康成说经有五失：一引纬书，二引《司马法》，三引《春秋传》，四引左氏《国语》，五引汉儒《礼记》。姑摭一二言之，《周礼》无天、帝之异名，而注有北辰耀魄之宝之说，后儒以是有天、帝之辨，此纬书之失也。《周礼》无分野之明文，而注有岁之所在、我周之分野之说，后儒是以有分野之惑，此《国语》之失也。丘乘之政，在《周礼》可推也，郑则曰甸出长毂一乘，丘乘当为丘甸，则丘乘之法坏矣，此《司马法》之误。冕服之章在《周礼》可覆也，郑则曰：三辰旌旗王服正为九章，则服章之制紊矣。此以《春秋传》误之也。司服以袆衣为后饰，追师以副编为后饰，而注曰：夫人副袆。则王后夫人之饰又乱矣。此又以《礼记》误之也。不思汉儒纬书，非圣人之书，穰苴之法，非圣人之法，左氏族之语多诬，戴氏之记多杂，其可引援以证圣经邪！

    不特此尔，以御史大夫比小宰，以城门校尉比司门，以少内譬职内，以尚书准司会，以尚书作诰文类御史，官制已大戾矣。以汉算方九赋，以莽制比国服为息加师旅，以殷周变制议封建，以乡遂异制诬井田，以贡助异法释畿内、邦国之税，此皆害周礼之大者也。后康成之注即行，而贾公彦一疏一惟郑注之是解周礼制度，合与不合，不暇究矣。儒者法袭注疏之文，考之于经而不合，遂指《周礼》非周公之全书，是敢于叛圣人之经，而不敢违汉儒之说也。吁！刘歆之诬《周礼》，一时之失，而《周礼》之法尚在；郑康成之坏《周礼》，千载之惑，而《周礼》之法几亡。然而法未尝亡，礼未尝坏，读周公之礼而行周公之法，亦惟以圣经为据斯可也。[354]

由上可见，叶时所做的整体评价基本上是非议性和否定性的，而这正代表了许多宋儒的态度，似乎也是宋学对汉学挑战式的超越的一种体现。欧阳修、王应麟、魏了翁等也都有此类的评议。如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四“周礼”有云：“郑康成释经以纬书，乱之以臆说，汩之而圣人之微指晦焉。徐氏《微言》谓郑注误有三：《王制》，汉儒之书，今以释《周礼》，其误一。《司马法》，兵制也，今以证明田制，其误二。汉官制，皆袭秦，今引汉官以比《周官》，小宰乃汉御史大夫之职，谓小宰如今御史中丞，如此之类，其误三。鹤山谓以末世之弊法释三代令典，如以汉算拟邦赋，以莽制拟国服。心斋谓以《周礼》为非圣人之书以说之者之过也。”[355]又《钦定周官义疏》引魏了翁说：“康成以汉制解经，以赋为口率出泉，三代安有口赋？王介甫用之以误熙宁皆郑注启之。”[356]宋儒的这些说法，后来大多遭到陈澧、皮锡瑞、朱彝尊等清儒的反驳。

在宋代对郑玄《三礼注》予以肯定者也还是有的，这就是朱熹和林希。朱熹曾说：“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357]又清儒胡培翚详言：“有宋朱子，尤服膺郑学，尝于论孙父在为祖承重服，得《郑志》天子诸侯之服皆斩一条曰：‘向使无郑康成，此事终未有断决。’于论井田则，曰：‘《周礼》有井田之制，有沟洫之制，今永嘉诸儒欲混为一，不可通，郑氏注分作两项，极是。’所作《仪礼经传通解》，全录郑注。”[358]

还有林希作《书郑玄传》，对郑玄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圣人之教，尤备于礼”，《三礼》“及得郑氏之注，精微通透，钩联渎会，故古经益以明世，学者皆知求而易入，识为人之道者。汉诸儒之功，而成之郑氏也。”又说：“世之人指其一二而讥之，遂以郑为一家之小学。噫！亦甚愚矣。盖玩文辞则薄于经术，抑不思其所为功者，虽玄犹如有所不敢尽，况无玄哉？”[359] 清儒陈澧称：“宋人尊郑君如林希者不多见。”[360]

元仁宗延祐（公元1314—1320年）中行科举，法定《礼记》用郑玄注，“故元儒说礼率有根据”。而自明永乐中敕修《礼记大全》始废郑注，改用陈澔《集说》，“礼学遂荒”[361]，郑玄《三礼注》也不再具有官学地位，其自唐宋以来从祀圣贤的的牌位，也于嘉靖九年因张敬孚议以“其学未纯”而改祀于乡[362]。

到清代，随着汉学的复兴，郑玄的学术地位得到广泛的肯定，郑玄的《三礼注》也受到清儒的关注。清初顾亭林有《述古》诗云：“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祖。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礼器与声容，习之疑可睹。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363]按陈澧所说，清人之尊郑玄就是自顾亭林开始的[364]。

具体到《三礼注》本身的评价，皮锡瑞《三礼通论》有云：“汉《礼经》通行，有师授而无注释。马融但注《丧服》经传，郑君始全注十七篇，郑于礼学最精，而有功于礼经最大。向微郑君之注，则高堂生传礼十七篇，将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周官》晚出，有杜子春之注，郑兴、郑众、贾逵之《解诂》，马融之《传》。郑注《周礼》，多引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前有所承，尚易为力。而十七篇前无所承，比注《周礼》六篇为更难矣。大小戴记亦无注释，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前无所承，亦独为其难者。向微郑君之注，则小戴传《记》四十九篇，亦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365]又说：“惟郑君遍注三礼，至今奉为圭臬。诚可谓宏览博物，精力绝人者矣。”[366]

    姚鼐则有言：“郑君总集其全，综贯绳合，负闳洽之才，通群经之滞义，虽时有拘牵附会，然大体精密，出汉经师之上。又多存旧说，不掩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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