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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三礼注》的思想史意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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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6: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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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次
引言
一 汉代经学的整合与郑玄《三礼注》的出现
二 郑玄对《三礼》的基本认识
三 郑玄《三礼注》的主要特点
四 郑玄《三礼注》的主要思想内容
五 郑玄《三礼注》的影响与历史评价
结语
引 言
在两汉时期的历史上，有两类人物的存在和表现特别值得我们关注与研究，这就是“吏”和“儒”。他们分别以各自之所长在国家政治与文化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担负着不同的使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特别当儒学得到朝廷的表彰和奖掖而成为多数人的仕进途径的时候，这两类人物又进一步分流为“仕儒”和“学儒”。尽管“吏”与“儒”或“仕”与“学”本身有着可以相互游移或转换的性质，但是就其职责而言，“吏”或“仕儒”多以直接参与王朝政治的施行为其职守，通过在政治实践中获得的能力和经验而为朝廷拔擢和任用。与之不同，“儒”或“学儒”则多以对古代传承下来的先王经典不断地加以诠释和传习为其使命，以在承传中所积累的学识和功底，或立为官学，为现实王权政治制度的维系及政策的施行提供理论资源；或流行于民间，以传播传统的知识与思想文化为其本业。
两汉的儒者，其身份、地位以及命运始终与两汉政治的变迁直接联系在一起，当学术主要表现为经学的时候，儒生或经师以及他们所传习的多种经典，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十分重要。在这个意义上两汉政治堪称经学政治。
伴随者两汉经学传统的确立和发展，经学几乎成为儒学的别名，儒者与经师几乎是可以互通的身份和称谓，其中的不少人物，或显名于当时，或称名于后世，为史所载，以史而传。与秦代的所谓“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不同，两汉经学与政治的结合所呈现的是一种“以儒为师，以经为教”的景象，当然，“以经为教”在不少时候也包含着“以经为法”的意义。
两汉时期的“以儒为师，以经为教”，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与结果就是儒家经师的大量涌现和“注经”之风的盛行，这种情形到东汉时尤为显明。本来，自先秦以降，在对先王经典的传习过程中，对于经典内容中的字辞章句、名物制度以及义理思想进行必要解释和说明，都是为着传学教授的方便，便于受学者的理解和掌握，所以有着“传”、“记”、“说”、“注”等多种形式。就传统的“六经”而言，就有《书传》、《易传》、《春秋传》、《诗传》、《礼记》、《乐记》，其他则还有《丧服传》《孝经说》等。正是这些“传”、“记”、“说”、“注”等在内容上的引申和发挥，又使这些“经注”本身成为具有独特意味的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由此而形成了具有独特内涵的经学诠释方式和诠释传统。依据司马迁所言，这一解释先王经典的“经注”传统是开始于孔子的。所谓“《书》传、《礼》记自孔氏”[①]。也就是说孔子开创了这一具有独特意味的诠释传统。之后，孔门七十二弟子后学，以及孟子、荀子，都循着这一传统继往开来。到两汉时期更是得以不断发展，以至在经典的传习过程中，在对经典字辞章句的解释和说明方面，日益演进出体系化、系统化的“经注”形式。特别是对那些传承久远、记述着先王时代名物制度的经典，“经注”一类的解说方式和传习方式是不可或缺的。那些对本经作出解释和说明的“经注”本身，又成为具有独特内涵的知识载体和思想载体。实际上，经学人物对经典的注疏，不仅反映着其对经典的理解和认识，也反映着其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不仅影响着时人对经典的理解和认识，也影响着时人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因此，既可以称为儒者又可以称为经师的学者在两汉时期的历史舞台上就获得了极为显要的地位。
两汉经学的发展自有其轨迹可寻，而在历经了长久的积累之后，到东汉末年出现了一位集大成式的人物，他就是郑玄。郑玄的“经注”作为汉代经学的集成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流传至今的郑玄的《三礼注》又是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传世经注。研究郑玄的《三礼注》，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两汉经学发展演进的历史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作为先行研究，王利器《郑康成年谱》、张舜徽《郑学丛著》、杨天宇《论郑玄〈三礼注〉》的出版和发表，还有台湾学者高明著《礼学新探》所收早些年发表的《郑玄学案》一文，都是郑学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其中的相关内容极有参考价值。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两汉思想》、后来出版的章权才《两汉经学史》、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等也有一定的篇幅论及郑玄的经注学说与思想，同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②]。
一 汉代经学的整合与郑玄《三礼注》的出现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以倡经学之后，在政治和学术上都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经学化的时代。其后的两汉历朝帝王无不借助博士儒生对经典的熟识而为汉王朝制定大经大法提供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据，传世经典作为后世政治法典的功能不断地得到体现。另一方面，经学博士们又大都承袭了先师孔子“述而不作”的风范，经学传授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本业。同时，通过对经典的诠释为现实政治提供制度上的依据，是他们实现存在价值的又一方面。就此而言，经学博士们对两汉的政治经学化和经学政治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经学自汉武帝以后至于东汉末年，经历了先后三次具有广泛影响的官方性的整合，这就是，汉宣帝甘露中，“与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汉章帝建初四年，大会博士儒生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汉灵帝熹平四年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与这种官方性的经学整合活动相伴随的，则是带有私学性质的经学传授的兴盛，以及对经典作集成性的注疏的出现。也就是说，在两汉经学传统的确立过程中，不断涌现出一批职业化的经学人物。他们除了传学授徒之外，更以注疏经典为其传学的手段。
然而，正如清代学者朱彝尊所言，西汉学士，大都专治一经，兼经者寥寥，至东汉而兼者渐多[③]。经学发展日益显现出综合和集大成的趋势。活动于东汉末年的大儒郑玄，就是一个应时而出的集大成式的经学人物，他以遍注诸经而称名于史。朱彝尊称：“郑康成出，凡《易》、《书》、《诗》、《周官》、《仪礼》、《礼记》、《论语》、《孝经》，无不为之注释。”而且，“《六艺》、《七政》有《论》，《毛诗》有《谱》，《禘祫》有《议》，许慎《五经异议》有《驳》，临孝存《周礼》有《难》，何休之《墨守》、《膏肓》、《废疾》，或《发》、或《针》、或《起》，可谓集诸儒之大成，大有功于经学者。”[④]
郑玄之所以能够如此地兼通诸经，与其早年的求学经历大有关系。据《后汉书·郑玄传》，郑玄早年就有志于学问，“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其后，郑玄“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可以说，正是早年的这段求学经历，使郑玄得以进入经学之门，由此奠定下了广博而深厚的功底，特别是他投于当时著名经学大师马融门下之后，虽然与马融“三年不得见”，但是马融“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当得见之时，郑玄便“质诸异义”，遂有得于师学正传。马融有叹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由此，为其以后深入经学堂奥，遍注诸经积蓄了深厚的功力。同时，正是马融自己为郑玄作出了榜样，因为他本人就以遍注经典而称名于史[⑤]。此点而深刻影响于郑玄。在以后的考察中我们会看到，郑玄对于经学典籍的熟识和融会贯通在其《三礼注》中就有着充分体现，与他的前期积累及马融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由于建立各种礼仪制度的实际需要，在两汉经学之中，礼学的发展可以说是首当其冲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两汉官方经学的整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礼学为基础的礼仪制度的整合，而两汉礼学的传承和发展的集大成的结果，又是以郑玄《三礼注》的出现为标志的。
自西汉初年起，伴随着各项礼制法度的恢复和建立，通晓前代礼仪制度的博士儒生，有受命而直接为朝廷草创礼仪“以正君臣之位”者，如叔孙通[⑥]；有授弟子传习礼学经典《士礼》即《仪礼》十七篇者，如高堂生[⑦]。
就礼学经典而言，在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以礼经《仪礼》十七篇为核心的礼学成为汉代官方经学而代相传承。而后有戴德的《大戴礼》、戴圣的《小戴礼》和庆普的《庆氏礼》三家立为博士。与此同时，作为引申礼经的意义的《传》和《记》，也先后被发现、收集和整理出来，其定本就是今传的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⑧]。再晚些时候，又有一部专以官名、官制为内容的礼类书籍《周官》也传行于世[⑨]，并因王莽、刘歆的重视而获得特殊的经典地位[⑩]。
东汉光武帝时，史称“中兴”，礼学自得其传。《仪礼》，“亦有大、小戴博士，虽相传不绝，然未有显于儒林者。”光武帝后期，建武中元年间，有曹充习庆氏学，又传其子曹褒，曹褒曾撰《汉礼》。习《庆氏礼》者，还有董钧，汉明帝永平初为博士。《后汉书·儒林传》：“中兴，郑众传《周官经》，后马融作《周官传》，授郑玄，玄作《周官注》。玄本习《小戴礼》，后以古经校之，取其义长者，故为郑氏学。玄又注小戴所传《礼记》四十九篇，通为《三礼》焉[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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