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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玄《三礼注》的思想史意义(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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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36:2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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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在以制度相辨析的同时，郑玄多处以《周礼》对比解释《王制》，如《王制》“木不中伐，不粥于市”，郑玄注云：“伐之非时，不中用。《周礼》‘仲冬斩阳木，仲夏断阴木。’”[100]还有《王制》“禽兽龟鳖不中杀，不粥于市”，郑玄注云：“杀之非时，不中用。……《周礼》‘春献鳖蜃’。”[101]与此相类，在《礼记》的其他篇章和《仪礼》的注释中，郑玄直接称引《周礼》的字句以见周制的例证繁多，于此不再罗列。
另外，对其他篇章中涉及有关三代制度方面的内容，郑玄也有辨析。
①《礼记·祭法》有“禘、郊、祖、宗”之祭法，郑玄注云：“谓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谓祭昊天于圜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月有德者而已。自夏以下梢用其姓代之。先后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颛顼，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众，亦礼之杀也。”
②《礼记·曲礼下》“天子建天官，先六大，……典司六典”，郑玄注云：“此盖殷时制也。周则……。”[102]又同篇“天子之六府……典司六职”，郑玄注云：“此亦殷时制也。周则……。”又同篇“天子之六工……典司六材”，郑玄注云：“此亦殷时制也。周则……。”[103]
③《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郑玄注云：“凡此车马衣服，皆所取殷时而有变焉，非周制也。《周礼》‘朝、祀、戎、猎、车、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时为异。’又《玉藻》曰‘天子龙卷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视朝。’与此皆殊。”[104]又同篇“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郑玄注云：“《王居明堂礼》曰：‘出五十里迎岁。’盖殷礼也。周，近郊五十里。”[105]又同篇“（季冬之月）天子乃与公卿大夫共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郑玄注云：“饬国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礼》以正月为之建寅而悬之，今用此月则所因于夏殷也。”[106]又同篇“命太尉，赞桀俊”，郑玄注云：“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太尉。秦官则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107]
④在解释《礼记·郊特牲》的一些内容时，郑玄特别辨析了鲁礼与周礼的不同。《礼记·郊特牲》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郑玄注云：“《易说》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又同篇“牲用█，尚赤也”，郑玄注云：“尚赤者，周也。”又同篇“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玄注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阳气新用事，顺之而用辛日。此说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鲁礼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鲁以无冬至祭天于圆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示先有事也。……周衰礼废，儒者见周礼尽在鲁，因推鲁礼以言周事。”又同篇“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郑玄注云：“谓有日月星辰之象，此鲁礼也。《周礼》王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鲁侯之服，自衮冕大而下也。”又同篇“乘素车，贵其质”，郑玄注云：“素车，殷路也。鲁公之郊，用殷礼也。”[108]
⑤其他则如，《礼记·玉藻》“关梁不租，山泽列不赋”，郑玄注云：“关梁不租，此周礼也。殷则关恒讥而不征。”又《礼记·丧服小记》“复与书铭，自天子达于士，其辞一也。男子称名，妇人书姓与伯仲。如不知姓则书氏”，郑玄注云：“此谓殷礼也。殷质，不重名，复则臣得名君。周之礼，天子崩，复曰皋天子复；诸侯薨，复曰某甫复。其余及书铭则同。”又《礼记·少仪》“贰车者，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郑玄注云：“此盖殷制。《周礼》贰车，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卿大夫各如其命之数。”又《礼记·祭义》“君子合诸天道，春禘秋尝”，郑玄注云：“春禘者，夏殷礼也。周以禘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又《礼记·祭统》“古者不使刑人守门”，郑玄注云：“谓夏殷时。”又同篇“凡祭祀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郑玄注云：“谓夏殷时礼也。”[109]
最后，郑玄在《三礼注》中直言所谓“周礼”、“周制”、“周之礼”、“周之法”、“周之道”者，也很是常见，有不少是以《周礼》的内容为标准和指归的。例如 ①《礼记·檀弓上》“仲子舍其孙而立其子”，郑玄注云：“此其所立非也。公仪盖鲁同姓。周礼，嫡子死，立嫡孙为后。”又同篇“子游问诸孔子，孔子曰：‘否，立孙’”，郑玄注云：“据周礼。”[110]②与此相对应的是，《仪礼·丧服》“传曰：何以期也？不敢将其適也。有適子者无適孙，孙妇亦如之”，郑玄注云：“周之道，適子死，则立適孙，是適孙将上为祖后者也。”[111]③《礼记·月令》“（季秋之月）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于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郑玄注云：“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岁而悬于象魏。”[112]④《礼记·大传》“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食而弗殊，虽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郑玄注云：“周之礼，所建者长也；姓，正姓也。始祖为正姓，高祖为庶姓。系之弗别，谓若今宗室属籍也。《周礼》小史掌定系世，辨昭穆。”[113]⑤《仪礼·觐礼》“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异姓东面西上。”郑玄注云：“分别同姓异姓，受之将有先后也。《春秋传》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与诸任齿。’则周礼先同姓。”[114]⑥《仪礼·士冠礼》“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郑玄注云：“今谓周衰记之时也。古谓殷。殷士生不为爵，死不为谥。周制，以士为爵，死犹不为谥耳，下大夫也。今记之时，士死则谥之，非也。谥之，由鲁庄公始也。”[115]又《仪礼·聘礼》“及郊，又展如初”，郑玄注云：“郊，远郊也。周制，天子畿内千里，远郊百里。以此差之，远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116]
综上所列，我们可以看到，郑玄辨析《王制》、《月令》诸篇所记的制度多为夏殷制度而不同于《周礼》为代表的周制，包含着两重意思：一方面是与郑玄对《王制》《月令》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联。前已言之，郑玄认为《礼记·王制》是孔孟之后的贤者所作，《礼记·月令》为秦世之书。其中所记虽非周制，却不能视之为妄言，毕竟是先贤所记，其内容必有所据。实际上，《史记 封禅书》及《汉书 郊祀志》就已有关于汉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的记录，而且东汉卢植也说：“汉孝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117]郑玄大概也是认同其有采择早于周代的夏殷制度而记之者。换句话说，郑玄并不以其所记非周制而贬低其内容的经典性。如前所述，孔颖达《礼记正义·玉藻》引《郑志》载郑玄答弟子赵商问说：“《礼记》后人所集，据时而言。或诸侯同天子，或诸侯与天子等，所施不同，故难据。《王制》之法，与周异者多，当以经为正。”[118]
另一方面，郑玄或认为疏理夏殷制度可以为周制的因袭找到具体的脉络。孔子早就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19]又说：“周兼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20]前引郑玄对《王制》《月令》的解释不正体现出这样的思路吗？在郑玄看来，通过《王制》《月令》以及其他诸篇，三代因袭之礼是有迹可寻的了。在《周礼注》中，郑玄也有同样的表述，如《周礼·冬官·匠人》“九夫为井，……方十里为成，……方百里为同……”，郑玄注云：“以《载师》职及《司马法》论之，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以《诗》、《春秋》、《论语》、《孟子》论之，周制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121]此所谓周制兼于夏殷之制的体现。至于后世“继周者”，也同样是有迹可寻的。
（二）重《春秋》之义
郑玄《三礼注》的第二个突出特点就是重《春秋》之义。《春秋》之义，本源自于孔子作《春秋》所持的态度和价值取向。《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在历史态度上是“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在内容上是“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世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122]如此说来，《春秋》之义就成了判断和裁量历史的价值尺度。
实际上，最早对《春秋》中所体现的价值尺度和取向即“《春秋》之义”加以关注的就是《春秋三传》。例如，《谷梁传》有云：“《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隐元）；“《春秋》之义，与正而不与贤”（隐四）；“书尊及卑，《春秋》之义也”（桓二）；“《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桓五）；“《春秋》之义，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昭四）。又如，《公羊传》有云：“《春秋》贵贱不嫌同号”（隐七）；“《春秋》有讥父老子代从政者”（桓九）；“《春秋》为贤者讳”（庄四）；“《春秋》为尊者讳”（闵元）。再如，《左传》有云：“《春秋》之称微而显”（成十四）。《春秋三传》从不同的角度对《春秋》笔法有所揭示和概括，对由此而引出的思想线索有着发其源究其本的作用。
当作为经学之一的《春秋》学在西汉时期发展起来的时候，“《春秋》之义”就成为经学政治或经典政治的重要价值尺度和评判标准。于是，公孙弘能够“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123]；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持节使决淮南狱”，“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124]。
作为历史经典，《春秋》在西汉史学家心目中也有很高的评价。如司马谈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又司马迁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落皆在《春秋》。……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再有，与司马迁同时的壶遂也说：“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125]
此外，在《汉书》、《后汉书》的记载中，《春秋》之义一语均多有出现，反映了两汉时期“《春秋》之义”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是非标准、价值尺度和思想观念。值得注意的是，《汉书》称述《春秋》之义者实际分别见于“三传”，例如《汉书·景十三王传》记大鸿胪禹奏言有云：“《春秋》之义，诛君之子不宜立”[126]，此出于《公羊传·昭公八年》。又如《汉书·薛宣朱博传》记何武、翟方进奏言中有云：“《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127]此出于《谷梁传·昭公四年》。再如同传中龚胜等以为“《春秋》之义，奸以事君，常刑不舍（赦）”[128]，此出于《左传·昭公二年》。
那么，与时代背景相呼应，反映在郑玄的《三礼注》中，“《春秋》之义”同样成为诠释和解说“三礼” 的是非标准、价值尺度和思想观念。其中无疑包含了两汉思想界的普遍意识而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以下我们具体分析一下郑玄所重的“《春秋》之义”的内涵。
首先，郑玄对《春秋》的性质有所评论，反映了他对《春秋》的基本认识。如《礼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郑玄注云：“此以《春秋》之义说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二经故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尧舜之道而制《春秋》，而断以文王、武王之法度。”[129]应该说这和上述司马谈、司马迁等人的认识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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