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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移植和分异

时间:2009-8-8 16:36:55  来源:不详
派与革命派,都以侨报为阵地,大开笔战,展开激烈的论争。强烈的中国政治色彩主导了侨报,增强了华侨“中国人”的意识。

  在移居国,华侨自视为飘零的过客,祖国和故乡才是他们的终身寄托。即使客死番地,也想托骨归乡,不能遗骨异地,否则就觉得背弃祖宗庐墓,数典忘祖。他们忍辱负重,胼手胝足,为的是在家乡建立和扩大家庭基业,期望有朝一日能够衣锦还乡。无论自己多么艰苦,他们都要将血汗钱寄回祖国的家庭,赡养父母妻子。经济条件许可便在家乡大兴土木,“大屋住人,祠堂崇祭,书斋设教,坟墓敬祖”,以实现光前裕后的传统理想。(注: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118页。)优裕者关怀宗族乡梓,直至在国内举办公益事业,赈灾济贫,创立学校,兴办交通与实业。侨汇是华侨与祖国的一条经济纽带,据估计,1914年至1937年间,侨汇占中国国际收入的15.7%。(注:见《侨汇研究》,台北:侨务委员会研究发展考核处,1970,第14—15页。)战前厦门地区80%的家庭有赖于侨汇。

  在强烈的中国倾向驱动下, 海外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息息相关。1860年代以后,清政府改变了对侨民的态度,逐渐承认华侨为“大清子民”,“宣慰”、优抚、嘉奖,逐渐频繁。在不同程度上开始保护侨民的利益,1875年派遣驻美公使,随后在旧金山、纽约设立总领事馆,在檀香山等地设立领事。1877年在新加坡设立总领事馆,开明官员左秉隆、维新人士黄遵宪等出任总领事。他们具有强烈的振兴中华责任,在华侨中宣扬对祖国的效忠,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并整顿侨团流弊,调解华侨社会内部矛盾,整合华侨社会。此时正值华侨出国的高峰期,新客华侨的大量涌入,华侨与祖国联系的加强,使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移植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从此华侨社会与中国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华侨民族意识萌发。20世纪以来,各地都成立了中华总商会,成为华侨社会整合的重要力量。

  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等流亡海外。继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北美、日本、东南亚华侨社会中掀起更广泛的活动,保皇派与革命派在海外展开激烈论争,在华侨中激起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在此之前,华侨社会是一个帮派的分裂社会,华侨活动局限于方言群内部,基本上只有“帮”的认同。论争使华侨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闽南、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狭隘的地域和方言群。

  辛亥革命在华侨社会的深入展开,激发了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华侨或捐资捐物,或奔走呼号,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更有大批革命志士回国发动和参加起义,献身革命。孙中山高度评价“华侨是革命之母”。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民族危机更将广大华侨推动到一个共同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如火如荼,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华侨文化在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臻于极盛。

  中华文化在华侨社会中由此一步步走向深入,至抗日战争时达到顶峰。华侨的精神世界,完全是一个中国世界。有位印尼土生华人的话道出了广大华侨的心声:海外华人要依靠祖国才能取得在异乡的崇高地位,“土生华人必须协助中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中国身上。”(注:廖建裕:《林群贤传:印尼土生华人的政治与民族认同》,载《现阶段印尼华族研究》。)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中华文化向海外移植,在当地主流文化中形成以中国为认同取向、以儒家思想为价值体系核心的自成一体的华侨文化。

 二 中华文化的分异:华族文化

  195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南亚殖民体系崩溃,独立的民族国家相继崛起,对华侨纷纷采取强制的或温和的同化与融合政策。同时,中国大陆与世界的隔绝,使华侨华人与祖国的联系中断,中华文化的代续与传承深受影响。国内实行土地改革,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并鼓励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华侨逐渐转变为华人(华族),即由Overseas Chinese转变为Ethnic Chinese,中华文化在海外发生变异,由华侨文化转变为华人(华族)文化。

  这种转变也是华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的中国移民绝少女性,华侨社会基本上属于单身社会,因而具有强烈的流动性,侨居心态浓厚。或者华侨与土著结婚混居,衍生为杂交后裔,乃至被完全同化。20世纪初,女性移民逐渐增加,两性悬殊的情况开始缓和。这使华侨社会渐趋稳定,更重要的是形成纯华人血统后代,即“侨生”,他们的价值观念、经济利益与新客华侨有所不同,与所在国的关系更趋密切。土生华人,无论是侨生还是混血,随着他们在华侨华人社会中比例的不断上升,华侨社会受其影响愈来愈大,并逐渐发生演变。至五六十年代后,逐渐完成了从华侨向华人的转变进程。目前在东南亚十国中,共有华侨华人2000余万,其中华侨只有86万。

  以美国为例。19世纪美国华裔土生人数少,不足一成,并被视为次等华人。至1930年代中,土生华人已占半数。他们作为美籍公民,受美式教育,操英语,受美国意识形态影响较深。这样,在华侨华人社会里,出现深受美国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影响的社会成分,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日渐生疏。这个群体日益扩大着对华人社会的影响,推动着华侨华人融入主流社会。不过,二战前认同美国的土生华人,尽管他们几乎西化,但仍强烈地遭受到美国对少数族裔的不公正待遇,因此他们存在着矛盾心理,在美国化与中国化之间彷徨。战后,种族平等成为美国的国策,排华措施逐渐取消,华人在美国的地位提高,经济处境改善,接受美国文化较深的土生华人,推动着华人社会朝向同化于美国主流社会方向的发展,疏远了中国传统文化。

  华人入籍后,由效忠中国转变为效忠所在国,从中国侨民变为所在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从国家形态上来界定其民族属性,都是所在国的国民。从人种或血缘关系来界定其民族的自然属性,华族仍然是龙的传人;从社会文化方面界定民族的文化属性,华族文化仍具有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或在此基础上发生变化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这两个因素的存在,构成了华族作为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共同文化心理和生理基础,决定了它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立存在。应该注意的是,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文化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因此,华族不属于这一范畴。同时,世界范围内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华族,每个国家的华族是各自国家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各不相同。

  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在华人文化中已不复存在,因为华人在政治上已完全认同于所在国。不仅如此,华侨向华人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华人被主体民族同化融合的过程。华人在作为少数民族的演进过程中,致力于当地社会的整合。华人作为少数民族融于所在国的国家民族之中,在文化上则成为所在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国家文化的边缘形态。
  侨居心态大大减弱,由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作为当地一个族群成为华人自觉意识。华人积极争取公正平等的地位待遇,反对种族歧视。他们主动融入主流社会,加强与友族的交流,自觉参政议政。华侨华人一向远离所在国政治,现在积极参政成为一大趋势。在美国,70年代以前只有极个别的华人精英单枪匹马进入政坛,此后参政成为全美华人的共识,开始采取联合行动。1987年,美国华人名流发表《政治宣言》,成立华裔政治委员会。马来西亚则有华人政党,马华公会有党员50多万,是第二大执政党,此外还有民政党、民主行动党、人民团结党、华人统一政党等。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是闽南许氏华侨的后裔,她竞选总统时得到菲籍闽南人的大力支持。

  这种转变推动华人自觉探研自身的发展演进史,加强对华侨华人历史文化的研究,1963年,旧金山成立了“华人侨美历史学会”。八九十年代此类学会在世界各地大量涌现。如新加坡的南洋研究会、华裔馆,马来西亚的“华社资料中心”(1996年改为研究所),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北美20世纪中华史学会,欧洲的欧华学会等。国际性的组织则有“国际客家学会”、“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等。有关华侨华人的学术研讨会在各地相继举行,并举办各种展览及建立华侨博物馆。

  华文教育方面,华校的数量在二战后达到高峰。50年代后期开始,东南亚各国政府相继严格限制或禁止华文教育,华校规模、数量和学生数量锐减。更重要的是,教育的内容和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华侨时代的华校,教育的内容与中国本土学校没有多大区别,主要是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等,其目的是为了灌输中国价值观。华人时代的华校,实际上只是一种汉语培训,旨在培养学生能够运用和使用汉语进行交流,基本上只限于语言教学。在一些国家,即使这种汉语教学也不允许公开存在。1980年代以后,随着华语地区经济的相继起飞及东南亚华商经济的发展,华语的商业价值增强,华文教育作为一种功能性语言受到重视,在东南亚各国普遍复兴,不过这与1950年代以前的华文教育已不可同日而语。
  华侨文学,是中国新文化在海外的分支,可称为“漂泊文学”,反映了华侨在异国的失落心态,寄托着游子对祖国对家乡的深深眷念。华人文学,则仅含有对血统的认同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好奇和想象。

  华侨华人社团也全面当地化,从侨民组织转为当地的国民组织,由战前华侨生命共同体转变为华人文化活动的组织。华人社团形式多样,百花竞放,学术团体、联谊会、武术团体、艺术中心、交流基金、中医中药团体、职业培训班……不一而足。传统社团内增设有妇女组、老年组、青年组。有的社团还发展实业,如马来西亚有“嘉应控股有限公司”、“马潮控股有限公司”等。活动内容多种多样,传统社团拓展服务面,直接服务所在国各族。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节组织者认为,只有建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华人才能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但并不是简单复制中华文化,而是要找寻华人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吸收、消化、融合土著文化和西方文化,加强各族文化交流,实现“马来西亚化”。

  应该指出的是,不管如何变化,华人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割舍不断的。中国毕竟是华人祖先的国度,必然存在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民族“根”的概念是人类的普遍心理现象。华人文化渊源于中华文化,对根的认同和文化源流关系、亲近关系,必然使二者藕断丝连。慎终追远,华人不仅在广东、福建等祖籍地开展联系,而且涌至其发祥地中原寻根祭祖。在某些地区,华人文化的中华色彩仍然浓厚,在特定的时代,中华色彩也可能回升。在新马华人社会,有华人说,来到这里,就像时光倒流,能够找到本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的某些传统。笔者耳闻目睹,深切感受到此言不虚。我有幸出席吉隆坡“广东义山一百周年纪念晚会”,节目内容虽不乏异国风格,但仍是以华人文化为基调。在美国华人社会,华人尽力融入主流社会,但隔阂与距离仍难以消失,他们因此自嘲为“香蕉人”——不管价值观念、内心世界如何美国化,外表黄皮肤黑头发始终改变不了,因此仍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异类,这种状况使他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中华文化。

  世界各地的华族文化,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汇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化,尤其是所在国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不同的自然的、人文的环境下生成和发展,因而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各国各地华族文化,在大体相同的起点上演进至今,形成异彩纷呈的局面,这取决于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文化氛围、生存环境造就的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沧海桑田,文化变迁的丰富多样耐人寻味。(注:参见龙登高:《传承与分异:中华传统文化海外播迁散议》,载《东南亚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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