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 |
 |
时间：2009-8-8 16:37:00 来源：不详
|
|
|
有正视死亡而又敢于冒险的大智大勇者才可能超越死亡，创造出生机勃发的新文明。那将是一种全新的文明，它不纯是外来的，也不全是固有的，但又同时包容了外来的和固有的。新经验与传统融合，旧传统得到了更新，于是，死亡转化为新生，腐朽转化为神奇。在这样一个获得了精神上新生的社会里面，许多固有文化的因素并没有消除，而是具有了全新的意蕴，变成新文化的创造性因素。在这里，历史不再是包袱，传统也不再是丑的、恶的，它们是民族独特性的标志，是文明的再生之源。
的确，日本民族醉心于新文化的结果，从来不是传统的失落。这个坚韧的民族在它历史上的紧要关头，经验着绝望与顿悟的时刻，毅然地“放弃了长期爱好的习惯，引进了外国的文明”。然而，日本既没有变成中国第二，也没有变成德意志第二或是美利坚第二。它在完成价值重建、文化更新的同时，保持了民族的独特性。
现代新儒家们注意到日本的成功，也注意到儒家思想资源在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及地区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作用。他们以此来论证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甚而展望儒家文化在未来世界的复兴。这种努力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值得鼓励的。我们因为受着自身生存状况的困扰，对历史的解说往往失之偏激，难道这些不应受到纠正？人类的智慧是相通的，它们没有时空的界限。人们经常能在最古老的智慧与最现代的思想之间发现某种深刻联系，现代人往往在古人的艺术与精神里面获得创造的灵感，这毫不奇怪，倒是那些把历史描绘成漆黑一团，一无可取的人才是要受到指责的。然而，在任何一种文明里面，传统的更新都不是无条件的。也许，新儒家们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才在这里受到几乎所有先进知识分子的批评。在他们看来，那种一味鼓吹儒家思想现代意义的作法是不负责任的。难道那些在日本乃是再生之源的历史遗产，在我们这里没有成为沉重的枷锁？那些在别人手里的神奇武器，在我们这里不正是腐朽之物？
我们确实应当心平气和地去探究历史，那样，我们就会发现，过去的历史并不就是我们今天现状的预演。虽然那里有过战争和灾难，但是也有信仰与秩序。那是一个真实的文明，至少不象我们今天惯于想象的那般虚伪。这个文明走过了漫长的路程，已呈衰败之象，在西方新文明的挑战面前，它无力反击，只能改弦易辙，这些都是事实。但是，作为一个存续了五千年的文明，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可以供后来的创造者发掘、享用，这些也同样是事实。如果说，今天的中国人发现自己饱受“传统”之害，那一定不是因为这传统本身就绝对是丑的、恶的，而是因为，由于我们错误的历史抉择，我们失却了创新文明的良机，致使我们的生存状况愈加恶化，而在这样一种没有了活力的文化氛围里面，神奇的也将化为腐朽。鸦片战争至今，一百五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民族却还没有真正告别过去，它还沉浸在祖先的光荣之中。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确曾为中国的现代化奋斗过，但是我们的社会始终没有获得精神上的再生——并不是因为旧的文明仍具有生命力，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承认它业已死去。诚然，我们早已不反对享用西方的物质文明，我们甚至也宣讲科学和民主。我们引进了西方的技术，我们采用了西方的意识形态，我们还制订了西方式的法典，建立了西方式的政制。但是，所有这些加起来也还不等于文化的更新。从十九世纪的“中体西用”论，到二十：世纪的“国情”论、“特色”论，我们何时承认过失败，承认过死亡？
我们搬用了西方的制度，却不问其精神所在；我们撷取了西方的思想，却先把它放在自家历史的染缸里浸泡；我们用以自己经验铸造的尺子去剪裁历史，以我们自己的好恶居高临下地去评点西方文明。于是，龙的故土又一次成为世界的中心，红太阳升起的地方。这样一段经历，“与其说是一种大过渡，毋宁说是一种以文化延续和变化的继承模式进行的大强化”，为了这种强化或说“文化复兴”，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最初提出的理想，虽然天真，却也有几分质朴可爱，在那一刻，我们的文明似乎有了活力。人们集合在希望的旗帜下面，似乎又恢复了民族的自信。然而，这毕竟只是一个业已解体的文明聚集了最后力量的回身一击。这种反击注定是徒劳的，而且越来越显得滑稽可笑。它没有结束苦难，只是使苦难变得更加深重。它把一个伟大文明的壮烈牺牲，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闹剧。真诚变成了矫饰，豪言壮语只是装腔作势；虚伪是一场无望的流行病，寡廉鲜耻才能够畅行无阻。四十年代出现的道德沦丧，今天变得更加普遍，更加不可疗救。许多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固有文化本身的“劣根性”，因而在历史中寻找答案，在文化中寻求解决的办法。这种作法并非全无道理。造成普遍虚伪的强求思想(道德)一致，难道不是古时的传统？大而全，小而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个人命运的“单位”，难道不是由三十年代的社会化向古代家族的倒退？思想禁锢、文字狱、权力崇拜、官本位制、身份意识、平均思想、经验主义、守旧习性、草民观念，哪一项没有古代的渊源？只是，所有这些的简单相加并不就是我们的古代文明，今天正压迫着我们的面目狰狞的“传统”也并不就是古代文明的简单再现。数千年来引导着我们民族的精英文化而今安在？经常是掌握在为数不多的读书人手中的价值阐释权如今又在哪里？也许，这些还不是根本所在。问题的根本在于，延续了数千年之久的古代文明，在当时并不尽是虚伪的，它基本是真实的，健康的和有号召力的。在这种文明里面，那些对我们纯粹是丑恶的和有害的东西，或者是有益的，或者不至酿成大害。
今天则不同，古代文明已然死去，新的有生命的文明迟迟不能够产生。当下的社会建立在以往破碎的经验上面，力图按照历史的方式存在下去。然而，文明一旦死去，谁又能够起死回生，使它重现于世？复现的“传统”甚至已不再能被称作文明，它只是历史的余响，病态的畸形儿。这里，不见了往日宏大的气象，宽广的胸襟，只剩下偏狭、固执与蛮横。百余年来，为从西方输入科学技术，民主制度，无数先进中国人的智识与心力被耗尽了，但是最终，西方人的经验并没有融入我们民族的血液。我们有几乎全套西方式的法典，但却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法律秩序。并不是因为西方的经验注定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信仰，也不是因为我们过去的经验本身就不容于现代生活，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已丧失了将不同文化经验融汇贯通的总和与再造的能力。输入西方政制，徒然造成了社会与文化各个系统和层面的脱节。今天的中国人，全然失去了对于西方文化精神的理解与信任，而这又不是对传统的信仰使然。传统犹在，但是不真，不善，更没有美。它已不再具有说服力。我们的社会失去了号召力与凝聚力，失去了创立团体的能力。五千年里建立起来的文化没落了，鄙俗化了。先是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改造，继而通过无情的经济讨伐，文化的精粹消失殆尽。人们以粗鄙为荣，以鄙俗为美。社会重又回复到野蛮——不是文明以前健康而活泼的野蛮，也不是征服了病态文明的生命力旺盛的野蛮，而是文明自毁以后的野蛮，就如同曾经养育过我们民族和文明的土地最终被榨干、耗尽之后的一片贫瘠。敏锐的心灵退化了，只有愚昧和麻木。
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但不是产生英雄的那种混乱时代。这里，没有信仰，也没有秩序和权威。人与人的关系日趋紧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文化与自然界中的沙漠化竞相进行，环境的污染较心灵的退化同样严重。社会没有了秩序，生态失去了平衡。人们耽于享乐，只为当下活着。所有的价值都毁灭之后，生活便不再具有意义。人们甚至不再相信常理，只相信奇迹。民族乞灵于古代文明的象征物：长城与龙；个人则在古老的气功术中寻求长生之道。
五千年的文明哟，究竟是什么使你蒙受这样的耻辱与不幸？黄皮肤、黑头发龙的传人，究竟有什么让你们如此骄傲，竟然今天还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的希望所在？难道你们还不明白，你们已经坐失良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一再做出错误的抉择，因而在死亡的泥沼中越陷越深？难道你们还不曾意识到，及至今日，最大的危机仍然在于，面对失败和死亡，你们还是缺乏承受的勇气，只是靠着自欺度日——起初是因为自欺而屡屡受挫，现在是因为不断地失败而沉溺于自欺？这就是我们的悲剧，一个伟大文明的不肖子孙的悲剧。如果说，悲剧的后面希望尚在，那么这希望必定是在我们坦率承认失败的勇气之中，是在我们毅然地告别过去，一切从头开始的冒险精神之中。这种建立在新的时间观上面的抉择，这种对我们来说还相当陌生的死亡态度，将是超越死亡的关键，是创立一种新的有生命的文明的契机。这种新的文明既不是对过去历史(不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的重复，同时又不偏离人类的基本追求。它以人类社会一员的身份参与世界历史，一面以全人类的精神养料滋养自己，一面以自己独特的经验解决人类的问题。这既是我们贡献于人类之所在，又是我们的自救之道。此一转变的艰难与痛苦不难想见，但这是唯一的希望。希望就在于，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种文明，我们还可能有忍受旧时代死亡之痛苦的坚韧毅力，有对重获新生的热烈蕲望。
①陈寅恪为冯著《中国哲学史》所作之“审查报告”。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
②同上。
上一页 [1]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