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都流行着一模糊的观念，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中华文化，这是一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偏见。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就在道教。这不仅表现在它对中华传统文化——道家思想、儒家伦理纲常、墨家思想、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谶纬之学、古代鬼神思想、巫术和神仙方术、黄老思想的吸纳。而且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中国学术思想、科学技术、政治、道德伦理、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凝聚力的形成、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在新的世纪里，道教文化的合理思想将在个人的人生价值观、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等方面提供借鉴。
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经过长期的互相融合而形成起来。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各个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他们各自的贡献。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互补的文化。早在春秋战国之前，就有诸子百家的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推动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在诸子百家中，最主要的有“九流十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对此作了很好的介绍和总结。在秦汉之际，法家和道家，曾先后一度处于统治的地位。后来，汉武帝重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个儒术已经不是孔子时候的儒术，而是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吸收了阴阳家和道家等思想在内的宗天神学。随着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便一直是道儒释三教一方面彼此互相对抗、互相斗争；另一方面又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从中华传统文化的整个发展历史来看，三教之间的相互对抗、相互斗争是表面的、次要的，而相互吸收、相互融合则是实质性的、主要的。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为了能在中国立稳脚跟，就必须中国化。而当时所谓中国化，就是道教化。所以当时的人们不太了解佛教和道教的区别，将浮屠与老子一起祭祀。认为黄老道教与佛教都是主张“清静”、“无为”的，彼此完全是一致的。《后汉书》卷42《楚王英传》说汉光武的儿子楚王英“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1〕。又称汉明帝褒奖他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斋三月，与神为誓。”〔2〕《后汉书》卷30下《襄楷传》称襄楷复上书说：“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3〕袁宏《汉纪》说：“浮屠，佛也。……其教……专务清静，……息意去欲而归于无为。”〔4〕因此，当时“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5〕之说，并未引起任何异议。到了两晋以后，特别是宋齐之间，佛教势力发展起来之后，三教之间的斗争，才开始逐渐兴起；到唐代，这种斗争才尖锐起来。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三教之教的相互融合，仍然存在。到两宋以后，这种三教相互融合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在文化学术的发展上占据主流。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道教与儒、释之间既相矛盾和斗争，又相吸取和融合，才推动了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因此，要全面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就必须对道教与儒、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但是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都流行着一种模糊的观念，似乎儒家文化就可以代表整个中华传统文化，一说到中华传统文化，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家文化的身上。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偏见，虽然由来已久，但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事实，而且在学术上往往带来一些非常片面的看法，阻碍了我们全面地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及其发展规律，因而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学术偏见。
这种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学术偏见 ，可以把韩愈的道统论作为代表。韩愈在道释二教都很兴盛的唐代，依照道释二教传法世系的祖统说，虚构了一个儒家的道统论来与道释二教相对抗，并以维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直到孟轲的道统自居，把道释二教看成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主张对他们采取“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办法，予以彻底的消灭。这是一种极其幼稚而愚蠢的偏见，虽不正确，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至今还束缚着有些人的头脑，不承认道释二家、特别是道教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这极不公正，也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
在这种学术偏见的影响下 ，长期以来，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研究工作方面，都把重点仅仅放在儒家经典的研究上，无论是研究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还是资金的投入，研究课题的分配等等，都很不平衡，只侧重儒家，而对道佛二教的研究则很不重视，特别是道教的研究，更是相形见绌，根本没有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以至过去有些名为“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实际上并未全面探讨整个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其中除儒家的哲学思想之外，既看不到道佛二教哲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也看不到各少民族哲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与我们这个多民族和多宗教国家哲学思想发展的实际状况不太相符。特别是我们的道教研究和某些外国相比，还显得很落后，这与我们作为道教文化的故乡来说，也是极不相称的。“文革”以后，这个情况才开始发生变化。道教研究开始提上议事日程，研究课题列入了国家项目，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加强了研究人才的培养，现在研究队伍也在逐渐形成，并在逐步发展和壮大，一大批研究成果已经问世，引起了社会的瞩目。于是，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便成为人们强烈关注的问题，这使人们很自然地注意到了鲁迅先生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信中提出的“中国根柢全在道教”这样一个科学论断。对鲁迅先生的这个科学论断在具体理解上虽然尚不完全一致，但它说明了道教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点，则是非常明确的。根据这个论断，我们也可以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就在道教。
为什么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就在道教呢?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个方面 ，道教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宗教，它是在神州大地的怀抱中诞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乳汁养育而成，它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不少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它的营养成分，成为它的思想渊源的一部分，这里可以举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道家思想。道家与道教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先秦道教，是以老庄为代表的一个哲学派别，而道教乃是东汉形成的一种宗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但是，道家思想乃是道教最为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道家哲学乃是道教的理论基础之一。道教创立的时候，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把它规定为教徒们必须习诵的功课。《道德经》的基本思想是“道”，并把“道”视为超时空的天地万物的根源，既有宇宙本体的意义，也含有规律的意义，其界属模糊不清，“玄之又玄”，十分神秘，不同的人可以对它作出不同的解释。在《庄子·大宗师》中，更把“道”解释成为“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并谓“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6〕这种以“道”为万古常存，得“道”以后便可以长生久视、成为神仙的思想，为后来道教所吸取。道教的基本信仰也是“道”，它从宗教的角度把“道”说成是“神异之物，灵而有信”〔7〕，“为一切之祖首，万物之父母”〔8〕，并与神秘化了的元气学说结合起来，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9〕，无形无名，有清有浊，有动有静，“万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10〕，宇宙、阴阳、万物都是由它化生的。道教还把老子也看成是由“道”化生的，这种思想在道教正式成立之前就有了，东汉明帝(57年～75年在位)、章帝(76年～88年在位)之际，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其中便有“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明，观混合之未判，窥清浊之未分”〔11〕。把老子与道合而为一。道教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在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中便说：“老子者，得道之大圣，幽明所共师者也。应感则变化随方，功成则隐沦常住。住无所住，常无不在。……周流六虚，教化三界，出世间法，在世间法，有为无为，莫不毕究。”〔12〕传为张陵所著的《老子想尔注》(一说为张鲁所著)中，也把老子作为“道”的化身 ，称“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13〕《云笈七签》卷1《道德部》之《总叙道德》引葛玄《五千文经序》说：“老君体自然而然，生乎太无之先，起乎无因，经历天地，终始不可称载，穷乎无穷，极乎无极也，与大道而轮化，为天地而立根，布气于十方，抱道德之至纯，浩浩荡荡，不可名也。……堂堂乎为神明之宗，三光持以朗照，天地禀之得生……故众圣所共宗。”〔14〕其后南宋谢守灏所撰编的《混元圣纪》、《太上老君年谱要略》、《太上混元老子史略》等著作中反复地说：“太上老君者，大道之主宰，万教之宗元，出乎太无之先，起乎无极之源，经历天地，不可称载，终乎无终，穷乎无穷者也。其随方设教，历劫为师，隐显有无，罔得而测。然垂世立教，应视之迹，昭昭然若日月。”〔15〕又说：“太上老君，乃大道之宗祖，三才之本根也。……化生诸天，成就世界，莫知其大，强目曰‘太'；莫知其高，强目曰‘上’；首出无极，仰之曰‘老’；宰而无我，主之曰‘君'，故曰‘无上三天玄元始三太上老君'焉。”〔16〕又说：“太上老君，乃元气之祖，万道之宗，乾坤之根本，天地之精源。”〔17〕又引唐尹文操的话说：“老子者，即道之身也，迹有内外不同，由能应之身或异也。”〔18〕并称他“秉生成之柄，镇造化之原，故在天为众圣之尊，在世为万教之主。谓之老子者，道之形也，应既不一，号亦无量，或三十六号，或七十二名”〔19〕。于是，老子与道在道教中便被神化为众生信奉的神灵。“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源，因而作为“道”的化身的太上老君，也就成为“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阴阳之主宰，万神之帝君”。说明哲学家老子与哲学范畴的“道”，在道教中已被神化为天上的神灵，信道也就变成了信神，崇奉老子亦即崇奉天神。修道成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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