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乃是它的核心，其他的教理教义和各种修炼方术，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而展开的。它之所以命名为“道教”，也与它的基本信仰是“道”有密切的关系。上述一切，都说明道家与道教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道家虽是先秦以老庄为代表的一个哲学派别，但在东汉以后就为道教所继承和发展了，从道教产生时起，研究老庄思想的，相当多的人都是道教徒，阐述和注释老庄的许多宝贵著作，都集中在道教典籍的丛书《道藏》之中。这些道教徒对老庄思想的阐述和注释，虽然不免带有一些宗教性的曲解成分，但其中也包含了不少的精华，不可忽视。老子及其学说之所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道家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是与道教对它的继承和发展分不开的，如果没有道教的继承和发展，那末，老子及其学说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将是另一回事了，正因为道教文化继承和发展了道家文化，它们之间具有如此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人们习惯上常常把道教也称为道家。
第二 ，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这种伦理纲常的核心是“三纲五常”。所谓“三纲”，《白虎通义·三纲六纪》说：“三纲者，何谓也?君臣、父子、夫妇也。”唐孔颖达《礼记·乐记》疏引《礼纬·含义嘉》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合称“三纲”。所谓“五常”，就是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二者合起来统称“纲常”。南宋朱熹说：“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20〕又说：“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21〕儒家把这种伦理纲常思想看作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最主要的道德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永恒不变的“天理”，谁也不能违反。这种伦理纲常思想，也为道教所继承和发展。在道书中，虽然很少提到“三纲五常”的名称，但却大肆宣扬这种伦理道德思想。道教在宣扬这些伦理道德的时候，往往和它的长生成仙思想结合起来，所发生的实际效用比儒家更大。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对俗》中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天师教诫科经》说：诸欲修道者，务必“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道教的许多戒律，都有不少类似的规定。特别是在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里，还将“天地君父师”合为一体。〔22〕这在当时的儒家经典中尚未如此，而这正是后来社会上“天地君亲师”信仰的由来，其影响甚为深远。《太平经》还将这种伦理道德规范与它的“承负说”联系起来。它认为为子当孝，为臣当忠，为弟子当顺。如果“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敬事其君。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恶之，死尚有余责于地下”〔23〕。又说：“子不孝，弟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于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恶之，以为大事，以为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为最恶下行也。”〔24〕由此可见，道教不仅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吸收过来，而且把它纳入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为维护封建的社会秩序发挥更大的特殊作用。
第三 ，墨家思想。章太炎先生早就指出过：道教思想是“本诸墨氏，源还流长”〔25〕。墨子提倡尊天明鬼，这种思想显然是被道教所吸收，这方面无须多加说明。此外，墨子还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提倡自食其力和互助互利。这些思想对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的影响，也是明显的，王明先生对此作过专文的论述。在拙著《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第三节的第八个问题《太平经》的乌托邦思想和拙著《道教文化新论》中，也对这个问题作过论述。还有，道教的有些神仙方技和变化方术，也依托墨子。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篇记有《墨子丹法》，《遐览》篇记有变化之术的《墨子五行记》，称“其法用药用符，乃能令人飞行上下，隐沦无方”。葛洪还把墨子列入《神仙传》，说他外治经典，内修道术，精思道法，想像神仙，后得神人授书，“乃得地仙”。可见墨子在道教信仰中的吸引力是不小的，过去许多学者认为墨家学说在秦汉以后就中绝了，失传了。实际上，它并未中绝，也并未完全失传。到那里去了呢?被道教吸收进去了，它的许多内容，特别是尊天、明鬼之类的宗教内容，在被道教所吸收以后，仍在社会上流传。
第四 ，《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易》本来就是一种卜筮之书，这种占卜之术，为后来的道教所承袭。《易经》里由卦象的推演，其中蕴含着变化的观念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些观念和思想在老子的《道德经》里作了很好的发挥。宋代学者邵雍就说过：“老子知《易》之本。”〔26〕说明道家和《易》早有密切关系。东汉时候，道教的早期经典《太平经》，就是“以阴阳五行为家”。而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乃是假周易爻象的神秘思想来论述修仙的方法，对后世道教的影响甚大，被称为“万古丹经王”。此后，以《易》学和阴阳五行思想阐发道教的内外丹法的道教学者，更是络绎不绝。
第五 ，谶纬之学。阴阳五行思想起于先秦，汉代从董仲舒起，就开始萌发以这种思想解经，逐步形成谶纬之学。西汉末至东汉初，谶纬之学盛行，儒生与方士合流，以阴阳五行推验灾异祯祥。这种谶纬思想，许多都为道教所吸取。道书中，有些是直接从谶纬书中搬用过来，连文字都未作多少改变。如《河图纪命符》说：“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纪。……又人身中有三尸……每到六甲穷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罪过。过大者夺人纪，小者夺人。故求仙之人，先去三尸。”〔27〕这类神秘的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地被道书所引用。其他如《龙鱼河图》中关于天人相互感应和呼神(五岳神、四海河神、五官神)可以防病却鬼，《河图稽耀钩》与《河图帝览嬉》中关于星象预示吉凶之说，以及《河图括地象》与《尚书帝验期》中关于昆仑山是圣人仙人集聚之所，西王母为赐授仙经、指引修道之神等等，皆为道教所承袭。
第六 ，古代鬼神思想。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将日月星辰、河海山岳和祖先视为神灵，并对它们进行祭祀和祈祷等崇拜活动，由此逐渐形成了天神、地礻氏和人鬼的神灵系统。道教承袭了这种神鬼思想，并不断将许多神灵纳入道教的神灵之中，成为道教崇奉的神灵。
第七 ，巫术和神仙方术。古代殷人认为，卜筮可以决疑惑，断吉凶，巫师能交通鬼神，这种依仗巫术祈福禳灾的方式遂为道教所吸收。战国以后神仙方术渐盛，神仙思想在《庄子》和《楚辞》里已屡见不鲜。稍后，在燕齐一带出现了鼓吹长生成仙的方士，利用战国时齐人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解释他们的方术，从而形成了所谓神仙家，即方仙道。传说崇尚方仙道的宋毋忌、郑伯侨等都向往神仙，“形解销化，依于鬼神之事”。以后神仙家的神仙信仰和方术皆为道教所承袭，神仙方术演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术，方术士亦逐渐演化为道士。
第八 ，黄老思想。黄老学说起于稷下道家，他们同时尊奉传说中的黄帝和老子为道家创始人。至汉初，文景以黄老之术治天下，治黄老之学者蜂起。黄老思想包含很多神秘主义的因素；加以治黄老之学的学者中，本来就有许多方士，他们以神仙长生思想和阴阳五行学说对这些因素作出宗教性的解释，使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相结合，而向神仙方术的方向发展。至东汉，进一步将黄帝、老子神秘化，又由着重尊崇黄帝，转而推崇神化后的老子，逐渐形成奉老子为神明的黄老道，并与方仙道逐步合流，成为道教的前身，当时道教的一个主要派别太平道，其创始人张角，最初就是属于黄老道的信徒。
以上事实 ，说明了道教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它对中国古代的许多传统文化都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马端临称它是“杂而多端”。唯其如此，所以许多古代的文化思想，都汇集在道教之中，并借道教的经典留存下来，得以流传至今。这便是为什么说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柢在道教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 ，在道教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又对我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响。其某些影响至今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构成中仍然不可忽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从中国学术思想的领域来看，道教在历史上曾产生过许多著名学者，如晋代的葛洪，南北朝的陶弘景，唐代的成玄英、李荣、王玄览、司马承祯、吴筠、李筌，五代十国时的杜光庭、谭峭，宋代的陈抟、张伯端、陈景元、白玉蟾，元代的俞琰、杜道坚、张雨、雷思齐，明代的张宇初、赵宜真、陆西星，清代的王常月、李西月，当代的陈撄宁等等，他们在思想文化方面都各有一定的贡献，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道教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儒释之间产生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相互排斥，相互斗争，另一方面又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内在融合与发展。譬如被称为儒学发展最高峰的宋明理学的形成，即是儒学家吸收了道佛二家思想影响的结果。唐代道教学者司马承祯所倡导的守静去欲理论，本身既吸收了儒释的思想，后来又为宋儒所吸取。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邵雍等人的学说，都渊源于道士陈抟。早在南宋初，朱震在《汉上易解》中已具体指出了这种传承关系。当代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写过一篇《陈碧虚与陈抟学派》并《附：陈图南学谱》（见《蒙文通文集》，第1卷，309页～382页）。更加系统地论证了宋代理学家邵雍、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学术思想都来源于道士陈抟，并指出陈抟对整个宋代的学术思想都有影响。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也下过许多搜集整理和研读的功夫。他曾托名“空同道士邹诉”为《周易参同契》作注，并对《阴符经》也作过考订。尝自谓“清夜眠斋宇，终朝读道书”，足见他对研读道教经典的勤苦用心。正是由于他把道教的宇宙图式论和守静去欲思想，同儒家的纲常名教和佛教哲学思想相结合，从而构成了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可以说，宋明理学乃是道、儒、释三家思想的结晶。所以，不了解道教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就很难认识中国学术思想的全貌，弄清楚它的发展和演变的规律。
第二 ，从文学艺术领域来看，道教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也有非常深刻而突出的影响。道教信仰的理想，是长生成仙。这种神仙思想反映在文学领域中，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古代以道教神仙为题材的作品，充满于诗、词、歌、赋、戏剧、小说等各种文学形式之中，数量甚多，作者亦不少。魏晋南北朝的“游仙诗”，是抒写神仙漫游之情的一种诗歌，以郭璞为著名的代表，在《文选》中被列为文学体裁之一，以后不断有人为之。唐代道教兴盛，反映在诗歌中，以神仙思想为题材的作品相当多，成为唐代诗歌门类之一。伟大诗人李白，“正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其部分诗作堪称神仙诗门的代表，人们称他为“诗仙”，他也以“谪仙人”自居。李白晚年，就北海高天师受道于齐州紫极宫，正式成为道士。在宋代词作当中，反映道教活动题材的作品也是大量的，而且不少规定作词体制的词牌，其得名即来源于道教的有关神仙故事。例如，《凤凰台上忆吹箫》，因《列仙传》萧史与秦穆公女弄玉吹箫引凤故事而得名；《解佩令》因江妃二女解佩与郑交甫的故事而得名；《惜分钗》因道士杨通幽于蓬莱仙山见杨贵妃，取回金钗之半给唐明皇的故事而得名。从从这类事例当中，可以看出道教对宋词的影响是广而深的。在元代戏曲当中，反映道教神仙人物的戏曲特别突出，文学史家称之为“道剧”。明代戏曲理论家朱权在《太和正音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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